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及其效应

相对性”作为一个自觉的理论意识，就会认识到：在理论进步过程中，在 给出具体答案时重新提出基本问题本身，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回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不正是正确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个根本问题的基本手段，并且也正是在 回顾过程中我们将获得自身对“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
    当然，在理论上，诚如大多数人担心的那样，“后退”或者“回到”往往是维护“原 教旨”的行动。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例外。当卢卡奇强调“我们坚持马克 思的学说，决不想偏离它、改进或改正它。这些论述的目的是按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来 解释、阐明马克思的学说”，他的“退缩”不正是为了维护原教旨吗?(注：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1页。在这里，必须进一步 强调的是，卢卡奇在1922年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是完全自愿的，并没有受到任何意识 形态的直接强制。)因此，当前有学者重提“回到马克思”这个口号时，关于它的原教 旨性质的批评也就应声而起。我是属于这个“回到马克思”的学派成员之一，在此，我 有义务为这个学派进行辩护。前面已经阐述了对“回到”这个问题意义的理解，接下来 ，我进一步对当前可能的选择进行定位。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这一部分的辩护中，我 并没有严格地坚持学派的整体立场而试图从纯粹个人立场的出发而对这一口号进行发挥 。我的观点包括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正如这个口号所蕴含的“退一步”与“进两步”的辩证法，张一兵在其最重要 的著作《回到马克思》中已经对这一口号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只要注意到他关于 自己以及我们这个学派的非原教旨性质的辩护，就不会继续向他提出“既要‘回到’( 过去)，又何来‘面向’(未来)”这样的问题。在此，我坚持认为，这类问题不是蒲鲁 东式的幼稚，就是别有用心。因为，“回到”是对创新基础——我们创新的前提和出发 点、我们进行创新的基本方法、我们面临的实际任务以及我们自身的理论意识等——的 审理，而不是反对创新本身。缺乏上述基础的保证，创新就仅仅是一种意识的骚动、词 句的造反、理论叫嚷。让我们重温一下马克思在第一次正面阐述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 想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篇首是如何评论这种“创新”的吧，他说“正如德国的玄想家 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 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 强大的王国产生了，又匆匆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 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这 是一次世界斗争，狄亚多希的斗争在它面前简直微不足道。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 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在1842—1845 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 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62页。)在所谓知识经济条件下，我们所经历的与此没有相似之处吗?
    第二，在对第一种立场进行辩护的过程，我逐渐比张一兵教授走得更远，现在我坚持 认为，必须重新强调原教旨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这个口号所推动出 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原教旨不是别的，而是对资本及其造成的物化永不妥协的 批判精神。本文第三部分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例子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由于这个保 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比许多批评他们的正宗马克思主义者不知要马克思主义多少倍! 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坚持了这一点，而且实际地在政治立场上坚持了这一点，所以他们采 取了自觉的边缘化策略，不准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在物化社会中的通行证，把它当 成商品社会中用以兑换自己所需要生存资料的商品。与之相反，许多自由主义的斗士， 虽然他们是马克思的敌人，但亦体现了这种可敬的品质，如果没有他们对自由主义原教 旨——斯密传统、冯·米瑟斯传统——的捍卫，自由主义亦不可能有今天的现实。由此 ，我们可以反问，不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是否能够拥有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在这里 ，被“原教旨”指责吓怕的理论家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更进一步。第三，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的更为矛盾然而却比其他任何可能立场都更现实 的选择是：通过对原教旨教条的内部颠覆来捍卫原教旨本身。这不是一个学理的推论， 也不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而是积极的主动的策略。如果人们常说的“人最大的敌人在于 自身”是一种真理，那么，一种理论或学说实现自身的最大障碍恰恰也在于它的教条， 正是这些教条在它自身与它所欲改变的对象世界之间划出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无论是 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的主义，都已经用铁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本文对新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理解正是从这一逻辑出发的。卢卡奇身上体现的这种“原教旨”和“修正主义”奇 怪的结合提出了这个令人惊异的问题：必须通过毁坏原教旨的方式来实现对原教旨的忠 诚。阿多诺亦以某种不被人理解的方式开启了“晚期马克思主义”先河。而从实践的角 度，我们从列宁、毛泽东身上不同样地看到这一点吗?在此，如果存在着矛盾，矛盾的 不是理论，而是现实。这种现实是，一种科学理论在耗尽其全部的生命之前在实现自身 之前必然反复遭遇“恶的循环”。如果这一点成立，那在当代，我们在捍卫马克思主义 时不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恶的循环”：回到—颠覆—重建。
    如果我们不是在表面上谈论这个貌似黑格尔的“扬弃”的辩证法路线，而是在新时代 所造成的空间中踏实地工作，那么在当代“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运动中，不仅它的 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六、结语(注：在初稿中，为使论述完整，我专门讨论了在当代重建过程中如 何避免“后马克思主义”悖论的问题。由于篇幅，现在我必须收住话头，而寻找另外的 机会来公开这一部分内容。)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公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这是一个激动 人心的口号。要完成上述目标，我们必须面临两个重要而困难的理论任务：一方面必须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内在思维方式进行诊断；另一方面则必须对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生长环境进行定位。说它们重要，是因为如果离开这两点，我们 便无法在一种自觉意识层面上来讨论理论的发展，在鉴别每年公开出版的成千上万篇有 关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实际意义时，我们也就缺乏最基本的平台。这样，我们便习惯流于 以数量来压倒质量，满足于空洞无物的议论。说它们困难，是因为，只要我们仍然满足 于以既定体系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新形式探索，以已经获得权力的权威来评 判新内容的阐述，那么在根本上，我们便缺乏对当代中国语境的自我判断。然而，只要 肯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需要发展，不管怎样困难，总得要有人来做这样的事 。本文即是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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