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及其效应

恒发展的正确 反映。”(注：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1页。)也正是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称自己为实事求是派。正因为历史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 我们无须在走入一个马克思本人不曾遭遇的历史环境之际，总是小心问“如此这般行否 ?”。我们必须强调，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迫使我们自己学会面对现实。
    所以，当人们真正理解新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基于自身地平建构服务于自身当代社 会历史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这样看，如果最初有学者假借 西方马克思主义战袍吓退教科书体系，这是出于一种无意识，那么在今天，阐述马克思 哲学之当代意义、澄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语境、探索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出场路径等等研究不正代表着一种自觉的理论追求吗?
    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如果新马克思主义在其精神中包括了“当代性”的自觉意识， 那么中国学者从中悟到的正是：我们自己必须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阿基米德支 点。
    　　　　五、后退，再后退
    从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看，1968年，理论经历了判决性检验。结果是残酷的：虽然 作为总体称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在学术和思想中仍然延续着，但它的过去，无论是狭义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前苏东的“新马克思主义”等等却都已经成破碎的镜子。在此背 景下，我们如何继续言说马克思主义之“新”呢?在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种 “新的言说”总是向前的，永远指向正在物化的现实或即将出现然而注定要物化的将来 。相反，理论往往要回溯性地面对过去——在我们的批判指尖悄悄溜走的另外一种可能 性，这种可能性既以昙花一现的现实样态存在过，又散落在各种为自由打开空间的概念 工具中。因此，我们总会在某些时刻感到“返回”、“重温”、“反思”的迫切性。基 于此，我在本文中提出一个听起来过激的观点：在今天，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 形势不是创新，特别不是当代市场中那种为维持竞争而刻意制造差异假象的那种创新， (注：这种创新既表现为三菱公司与本田公司同一类型产品(如SUV运动型汽车)之间的“ 品质差异”，也表现为同一公司同一类产品(如联想公司的微机)的“代际差异”，然而 正如阿多诺早就指出的那样，这些差别“不过是好奇心不同的孩子们所产生的幻觉而已 。鉴赏家们之所以能够指出各种产品的优劣，只不过是为了维持竞争的假象和选择的范 围罢了。”(《启蒙的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8 页))而是“后退、再后退”。
    在一个创新成风的时代，提出“后退”口号可能不适时宜，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却不 必害怕。无论是革命领袖的策略指示，还是久经时间考验的生活常识，不都是说“退一 步是为了进两步”吗?因此，后退不是别的，而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策略。
    让我们看看为什么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中提出“后退”策略吧。首先，在理 论态度上，严峻的政治现实要求我们直面这个问题：前苏联的失败给理论研究提出了什 么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本能上辩护，说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 义的失败，理论不应该为之负责。诚然如此，但是仅仅由此提出创新口号就够了吗?反 观苏联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从20世纪40年代以铁托“自治”为核心的新理论 、到后来南斯拉夫的“实践派”运动、波兰的人道主义运动，创新一直不都是个事实吗 ?更不要说戈尔巴乔夫臭名昭著的“新思维”了。然而，随着实践的失败，这些创新也 烟消云散了。为什么会这样?当然，这其中包含着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但是我们 不应该反过来考虑一下自己的理论态度吗?我们的理论家真的理解了毛泽东在20世纪40 年代有关学风问题的讨论，落实了“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这个理论研 究的基本态度，贯彻了“实事求是”原则?(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 民出版社，1994年，第813页。)看一看现实吧，一方面，令人叹为观止的体系构想、惊 人的创新论调、华美的篇章每年消耗着上千吨的纸张，另一方面而我们却是感觉还不够 完善、问题还没有说到点子上、与实际需要还有很大的距离。在这其中，除了时代变化 太快，除了我们的水平有限，难道和我们的理论中仍然存在着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 和党八股”这三种弊端就没有关系?而要从根子上“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正确 的方法不就是从宏大理论回到现实问题、从自满式的理论自我创新向“实事求是”这个 马克思主义基本态度的后退、从无节制的向前跑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后退?
    其次，在理论观点上，我们必须问自己：马克思到底支持和反对什么样的“主义”?在 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曾经对有关人道主义观点提出一个批评意见，他指出这些观点“不 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注：邓小平：《邓小平 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页。)我认为，这个意见并没有被我们充分 重视，因为我们在“创新”过程中，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反讽地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之前去 。关键原因在于，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之前”(事实上，也即是什么是马克思主 义)根本就没有自觉的意识，总以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个别段落发挥 一下就是创新。而事实上呢，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流行的许多几成教条的陈辞滥调， 如关于“人”、“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它们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学说 过程中加以克服和清除的。对此，孙伯@②先生有一个朴素然而极其重要的提示，他说 ：“只要认真地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就可以获得明确无误的证明。”(注 ：孙伯@②：《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这不就是回 到经典著作本身的重要意义吗?
    最后，在理论方法上，我们不仅必须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且必须问“ 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这个问题，我们不正是通过回溯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对 创新具有至关重大作用的问题的吗?如果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辩证法、关于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的论述是正确的，那我们应该问自己：列宁之后为什么我们仍然 不断地重复列宁所批评的错误?而正是这个问题使我们认真地面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史，重温马克思主义在被实践围困、被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突袭时一次次的突围。实践方 面的例子无须多说，让我们还是关注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吧。当卢卡奇从本体论入手实 际开辟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时，在哲学史上，提问方式并不是新的，它的“新”只是相 对于第二国际时代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缺乏本体论维度这一点而言的，事实上呢，这 种从本体论维度重建被第二国际毁坏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最多是一种自我退缩——通过 退回到前马克思主义的基地(黑格尔)——从而为理论的重新展开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我 们正确理解由马克思阐明的理论以及实践策略的条件性，那我们就会把“问题本身的普 遍性与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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