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及其效应

讨了西方马 克思主义在近20世纪中国语境中的遭遇问题，在其中已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在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我们认为，除了包括“异化”、“实践 ”等一些具体观点外，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界影响很大的突破传统哲学教科书框 架以及“重新解读”或“重建”“马克思的当代性”的努力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实质性影响。而在根本上，这种影响又表现为当代中国学者自身理论研究方式的进步 。(注：参阅张一兵、胡大平、张亮：《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和当 前课题》(未发表)。)在某种意义上，我把这项研究看作是对这两个问题的部分回答。 因为从我的定义出发，由于教科书的“正统性”，凡是对它提出挑战的理论观点都可在 逻辑上视为本土新马克思主义冲动。所以，在此，我继续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例，来探 讨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地平意识”的意味。虽然在大多数时候这个地平意 识并未以清晰形式来表达，而代之以诸如“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 存在论境域”等等这样飘忽或者坚硬的形式，但它确实已经成为支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界理论繁荣的基石。
    “地平”作为一个比喻，其意义每个人都不会读错：作为我站立的土地，既是理论的 出发点，又是它的落脚点。因此，以实践为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把现实作为自身 的地平，正是这一原因，马克思非常明确地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 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然而，理论总会溢出现实，在它自我划定的圈子中 作循环往复的运动，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亦不例外。虽然我们并没有发展到拿它来讨论 鬼神问题，但是毕竟没有人阻止把它作为终极关怀问题讨论的一个注脚这种做法，更不 必说让它纠缠于绝对体系梦想和形而上学的“实践”观讨论了。因此，“地平”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是一个缺失的东西，人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都是教条，从教条出发为教条论证。也因此，当中国学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遭遇 时，大声说出的是“这种修正主义!”，小心翼翼地问道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否?”。
    现在，我们无须对这种第一次亲密接触时不可避免的狐疑和唐突感到不安，虽然尚有 人仍然停留在判断的水平上。因为，毕竟，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头上的那顶滑稽小帽( “西方马克思主义”)因多数人感到不适而摘掉了。(注：说它滑稽，是因为在逻辑上， 正确的方法是把引号打在“马克思主义”头上——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这又 会失去“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术语的意义，称“西方‘马克思主义’”吧又 太烦。)人们充分意识到，直接转述传统教科书的观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否定 性宣判，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与之相对，深度解读开始成为一种技术选择 。(注：张一兵：《深度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卢卡奇》，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8 期。衣俊卿：《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年。)正是在这种技术模式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内在合理性才会激发我 们自己的创新动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成为一种内在的理论需要。今天，开 始为人们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这个口号无疑表明了这一点，而这 个口号本身的西方语法则暗示着它与西方哲学的关系。
    最初，我们小心翼翼地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我们只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 已经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努力吸取各门科学发 展的最新成果，是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即使当它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 时，有时也还包含有一些真正由实践产生的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注：徐崇温 ：《“五月风暴”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动态》1988年第9期。)而我们今 天已经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发展出几个概念，事实上，不仅它用 新概念描述的是西方社会历史变化的基本事实，如上面提到的生产力问题；而且它所采 用的理论战略也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干将们绕开了官方的马克 思主义，取道尼采、弗洛伊德来讨论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在形式当然与马克思主义几 乎不相关。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在30年代霍克海默担任所长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的成 果，这些成果包含了一系列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结论的改写，例如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 间关系的改写，那么他关于批判理论的见解恰恰是作为一个总结出现的。在其中，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批判虽然没有在前台出现，但是却仍然是退隐在后台的基础。(注：霍克 海默非常明确地强调，批判的社会理论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为基础的，参阅《批 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问题作 为中心提出，不是否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地位，不是简单地否定生产力对生 产关系的归根结底的作用，而是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变化已经使得文化的地位发生了极大 的改变。在丰裕社会条件下，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作为革命基础的生产力 
不仅不再是匮乏问题，而且成为过剩问题；与之一致，另一方面，文化成为维系资本主 义统治的基本手段，成为革命必须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这显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 步明了的资本主义现实。同样，我们可以肯定，多斯桑托斯所论“帝国主义与依附”、 阿明所论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交换”以及其他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言说的话语，直 到最近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都不是妄言。当我们从逻辑上理解诸种新马克思 主义话语的合理性源自其自身面对的经验事实，我们自己马克思主义言说的经验基础不 就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吗?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伯恩斯坦及其后的社会民主党人“修 正主义”路线，还是卢森堡和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无论是列宁—毛 泽东—邓小平正确的实践立场，还是斯大林教条主义纲领；无论对与错或正宗与异端， 凡是冠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一种是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简单复制。在此，我们似 乎遭遇到一个无法解开的理论悖结，仿佛一种正确的学说一发端就开始了自我否定的过 程。然而，我们必须大声说：正是如此!因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 ，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 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 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 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注：马克思：《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4页。)马克思说，那些试图独立于 现实生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相反，“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 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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