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例子当然可以举出许多,道理只有一条,资本变了的时候, 我们中的许多人还坚守着一两个19世纪的教条。美国学者德里克在反思社会主义挫折时 ,他强调20世纪的社会主义没有跟上时空变化,灾难性地模仿了19世纪的工业化道路,
此言并不虚。事实上,这让人重新想起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执行过程反复强调过的“更大 的灵活性”,他把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比喻成“换车”,这种换车并不转换路标走资本主 义的道路,而是“向资产阶级学习”,走的仍然是“共产党员要走的路”,这正是辩证 法的基本要求。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问,如果资本主义不断变化,我们是否也应该持 续地“换车”?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两种目标竞赛的事实面前,只有到社会主义获得 全部胜利的那一天,或许我们才可以稍许停下来息一口气,“谢天谢地,总算不需要追 赶资本主义这个幽灵了”。
面对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苏东的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提供 一条有效的道路这个基本事实,或许我们不应该谈论经由新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 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新马克思主义确实在理论姿态上提出了马克思主 义的灵活性这个问题,并且他们自己面对的问题也并不是虚幻的。我们以生产力问题为 例。众所周知,马克思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问题源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他从来没有直接批评过生产力本身,然而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线的却有生产力批 判这一条。在这种差异中,究竟孰是孰非?他们是否故意把马克思主义引上了歧途?当然 不是,首先,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资本主义
制度不合理性这个前提,并把替代资本主义作 为实际的政治目标;其次,在20世纪,核武器的出现、人造卫星的上天、能源危机、生 态灾难发生时,技术的过度发展并没有带来生产关系的彻底变化,按照安东尼奥尼的《 红色沙漠》男主人公科拉多的台词来讲,现代社会是“公正不够,而进步过多了”。在 此背景下,总体的社会革命恰恰因为过度解放的技术而更加复杂化了。也就是说,虽然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终没能开出一个有效的药方,但其对现代社会的诊断却没有错。当然 ,我们也不能说马克思错了,因为他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青年卢卡 奇强调的当代社会遭受生产力奴役问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工具理性的哲学批判、马尔库塞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政治批判等等,都已经成为当代理论的重要资源。在此,从这样的例子中,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仍然是,现成的答案是不存在的,在与资本主义这个幽灵的斗争中,我们需要更大的灵活性。
在这一立场上,在关注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时,必须注意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及其 对立面社会主义的复杂变化所造成的复杂全球势态: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的挫折,马 克思主义的主题急剧收缩撒退至《共产党宣言》——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克服 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散裂又迫使马克思主义形式离开《共产党 宣言》以突出的非中心化方式扩散——无产者之外的全球其他阶级、种族、社群的联合 。或者可以这样来说,虽然在工人阶级这个中心点上,马克思主义退缩了,但在一切敲 诈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动和理论中,我们似乎都可以看到马克思被肆无忌惮地用作炸弹 ,这便有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等不同的变体。
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敲诈者而是其死亡的预言者,故它从不以新社会运 动的局部胜利为满足。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向这些马克思的幽灵们致敬。因为,在现实 中,没有人像阿里巴巴那样拥有开启宝藏之门的秘语,喊一声“芝麻开门”而直接站到 历史的终结点。如果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少数人走捷径的固定口令,迫使大多数人在寻找 解放之途时必须穿过这条小路,那么它将以自身的神秘性而荒芜。事实上,从马克思主 义诞生以来,当它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是无产阶级的,并且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是 真正革命的阶级”时,(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 995年,第282、307页。)它只是坚持自己的历史使命保证其不被其他任何特殊的权利运 动污染,但它从未排斥其他阶级及其权利声称,因此当拉萨尔派断言“劳动的解放应当 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坚定说,这是 “荒谬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第282、307页。)因此,在今天,在共同反对全球资本主义运动中,如果有马克思主义 者对女性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同性恋者或其他非无产阶级派别说,你们只能和资产阶 级一道组成反动的一帮,这同样是荒谬的,他肯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如此, 向存在于这些运动和理论中的马克思幽灵致敬又何妨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指望马克思主 义借由这些运动而得到普遍化的认可呢?在所谓后现代语境中,我们到哪里去找阿尔都 塞所言的那种“十分特殊的”“大知识分子”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呢?(注:阿尔都塞所言 的“大知识分子”是一个专门化的特称,它指“作为活动家出现的,在许多方面具备空 前才能的一类十分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真正的学者,有很高的科学造诣和理论修养 ,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对这些形式的现实和变化,他们都十分熟悉, 并时时刻同这些形式作斗争,他们敢于在理论实践中进行反潮流,敢于同‘官方真理’ 相抗衡,并且能不顾各种流行偏见的禁止和阻挠,断然走上由马克思开辟的宽广大道。 如果他们对工人阶级没有清醒的和坚定不移的信任,如果他们没有直接参加工人阶级的 战斗,从事这种性质的和这样的事业真正是不可想像的。”(《保卫马克思》,顾良译 ,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页。))
在此,我斗胆批评哲学市场中一个怪现状:许多人一旦戴上“马克思主义”这顶小帽 ,他既不愿意为它的荣誉而战,又不愿意把它施舍给别人。这不仅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 的纯洁性,相反,它把许多可能通向马克思主义的小道给堵死了。而事实上,我们已经 反复强调,既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存在着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就 像从不同的地头在一块地里寻找食粮的田鼠,我们各自挖洞在偶然间遭遇到马克思主义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指望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者甚至同性恋等等这些 所有的田鼠共同把资本主义这块田翻个遍,以偶然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必然化?
因此,别吝啬“马克思主义”这顶帽子,愉快地把它奖赏给那些以它为荣的理论家们 吧,我们亦因此不再为“马克思主义”之“新旧问题”而做无谓的争论,把眼光真正投 入到当代提出的那些问题上。
四、寻找“马克思当代性”之阿基米德支点
在本文中,由于我宽泛地定义“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无疑,它亦带来这样一个 问题:如果流行的含义主要指涉本土之外的语境,我们这里便包含了本土语境,那么, 本土语境的新马克思主义究竟指怎样一种理论立场呢?它与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何 种关联呢?在新近与张一兵教授和张亮博士合作完成的一个项目中,我们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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