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及其效应

当成一 条死狗来打?不承认他们，就能够证明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承认他们，我们 就永远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吗?绝不是如此。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此，我给出自己对 “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的定义：新马克思主义是抢占马克思主义这个“空摇篮”的 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包括了诸多五花八门的形式，而这些形式折射出色彩斑斓的马克思 主义光谱，照亮了各种各样阻挡马克思主义之光传播的障碍，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对象 一步一步突显出来，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这只“空摇篮”获得具体内容指明了可能性道路 。虽然每一种光谱的色彩和强度并不等质；虽然每一个棱镜以黑格尔的方式、海德格尔 的方式或其他方式分离出一种光谱时也不惜弄假成真把马克思打扮成戴着滑稽小帽出场 的小丑；虽然它也许使我们名誉扫地，就像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那样，但诚如不少学者已 经充分注意到的那样，革命年代一名感人的口号说得好“血不是白流的!”，这些为马 克思付出的代价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付出的代价，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场的最 真实现象。这便是我要大声说的：正是如此，成为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惟一接近马克思 主义的方式。没有人能够直接面对本真的马克思，没有人天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只能通过别的棱镜来窥探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只能通过把自己变成棱镜，使马 克思主义在当代出场。这样，我们无须因为自己被贴上“新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而自惭 形秽，更不会以为自己是个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就夜郎自大，而是老老实实地学习研究我 
们时代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
    　　　　二、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
    在进一步探讨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之前，有必要强调的是，当我们悬置“妖精还 是神仙”这个问题时，我们并非简单地要求以同情和欢迎的态度拥抱各种新马克思主义 主张，相反，我们把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声称都视为竞争对手，并试图迫使他们一步一 步接近马克思，从而解放马克思所受的历史束缚。我们这样做，只不过遵循了列宁的教 导，他认为竞争对手往往正确地指出了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我们就不会拘泥于问， 他们到底是否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而是问他们究竟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或按照当 今学术行话来问，他们的提问方法是什么。我们绝不能低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年的 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历史研究的科学前提从而描述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轮廓时，不正是 强调与他竞争哲学批判的青年黑格派之错核心在于方法，与他竞争“政治经济学”批判 的蒲鲁东“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注：马克思对青年黑 格尔的批判参阅《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参阅《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5页。)如果说，马克思是在理论的竞争中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注：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是，马克思正是在与巴枯宁等人的理论 斗争中被戴上“马克思主义者”这顶帽子的。)那么在今天，除了竞争，我们还有其他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吗?这样说来，我们研究其他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正是击穿 他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外壳迫使马克思再次出场从而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 径吗?而在这一过程中，逻辑(方法)不正是关键吗?
    与“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新马克思主义之“新”恐怕首要地在于坚持了以下三 个基本立场：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可错性；第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方法；第三，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身。这三个问题所针对的便是绝对的教条主义思维，而这恰 恰又是第二国际时代理论与实践关系所引发的。众所周知，由于资本主义在19世纪90年 代以后的急剧变化，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确实长期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危机：理 论与实践的脱节。在处理这个危机时，今天我们已经充分看到，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了 三种重要的路线：要么为保全理论的纯粹性而无视现实(考茨基路线)；要么为追求实践 的功利性而牺牲理论(伯恩斯坦路线)；要么重新把理论与实践统一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 (列宁路线)。在这三种路线中，列宁无疑代表着一种正确路线，这一点也为历史经验所 证明。但是，如何在理论上提炼和阐明列宁路线的科学原则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正如 葛兰西在“十月革命”后以“反对《资本论》的胜利”来判断它，新马克思主义首先看 到了体现在正确实践中的理论非教条性，即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可错的。卢卡奇 正是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才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文本，然令他本人尴 尬的是，其论证方式恰恰在击穿了教条主义思维的同时也使得坚持列宁主义不可能，从 而实际地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而更早，是伯恩斯坦率先提出了马克思的可错性 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任务》这个臭名昭著的文本中，他表白 ：“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有一个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 一系列原理进行批评，而在那以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讨论几乎永远只是围绕这些原理 
的解释和由它们产生的结论进行的”。(注：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 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268页。)在新马克思主义姿态中，伯恩 斯坦只占据了这一条，因为他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方法，因此只能援引外在的经 验“事实”来批评马克思主义。在正确地陈述了教条主义思维之弊端后，他亦未能走出 一条正确的道路。
    青年卢卡奇确实在理论上极大地走出了一步，因为，他不仅正确地指出所谓马克思主 义的“正统问题”仅仅是指方法而言的，而且实际上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 理解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础问题。所以，即使青年卢卡奇的道路最终证明仍然 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但说他指出了问题的所在是不过分的，正是从方法角度及其延伸出 的本体论问题构成20世纪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向。而这个问题自然地与新马克 思主义的第三重要论题——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自身——直接联系起来。
    卢卡奇反对自然(实体)本体论而试图从社会存在(关系)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特征，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终结性的历史科学，因为后来反驳 这一路线的阿尔都塞试图证明的是同一个东西。那这一路线的至关重要的贡献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于彻底地捍卫历史生成性的观点，从而把历史唯物主义置于历史之中。在 青年卢卡奇看来，扬弃“完全独立的、自我封闭的自律体系”之外观，这正是历史唯物 主义理论的基本贡献，也是其区别于资产阶级科学的基本特征。(注：参阅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 。)更清晰地说，这一路线试图把马克思历史化的同时使之拥有与历史生成性一致的开 放性。而这一点恰恰是通过把马克思黑格尔化来完成的，因为在形式普遍性上，正是黑 格尔的《逻辑学》正确地提出科学的开端问题和“自己创造自己的对象，自己提供自己 的对象”的具体科学问题。我们再说一遍，虽然卢卡奇从本体论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混淆 了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界限并以前者替代了后者，这是成问题的，但就这个问题与黑 格尔的关系来说，他抓住黑格尔是正确的。列宁不正是在阅读《逻辑学》过程中发出这 样的感慨：“不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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