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与生态学关系的阐释

而扩展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逻辑关系，这就产生了现代的生态学思想。生态学作为一门近代科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可分为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等等；按其研究水平来说，又可分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兴起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进一步使生态学逐渐脱离生物学领域，而进入到政治领域，上升到对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本质关系的研究，从而催生了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文化生态学、城市生态学、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艺术生态学等等。
    在构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虽然其代表人物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马克思联系起来，但是，对于马克思本人是否是一位生态学家，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就在争论的各方都在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寻求理论支持和批判灵感的时候，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2000年出版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一书。福斯特跟随马克思的生命和理论足迹，以充分的理论根据展示了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福斯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将现代生态学原则嫁接到马克思主义，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是将社会主义嫁接到现代生态运动，这两种嫁接都不能够彻底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生态灾难问题。福斯特分析了生态学的唯物主义起源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统，回击了西方环境保护主义对马克思缺乏生态学观念的指责，围绕以下三个主题，以雄辩的事实恢复了马克思作为生态学家的本来面目。
    第一，自然与人。福斯特指出，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主题之一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恰恰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所始终关注的内容。现代西方生态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完全可以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给予解释。如果没有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关系的理解，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同时也不可能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因为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与生态学世界观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总结了唯物主义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漫长斗争中创立的，从而确立了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自然是人化自然的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交换的中介。为了消灭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现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了人的“联合”和“联合产品”这个概念，对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消除人和自然的异化，建立共产主义理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创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通过这种“联合”而废除私有制才得以实现的。马克思创立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根本的最终的解决”。[5]人的自然本质和自然的人道主义本质只为人类的联合体而存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再因为私有财产的建立和财富的积累等这些资本主义工业的推动力而异化，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福斯特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特别是认真地研究了《1844年经济学手稿》，归纳出马克思生态学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主张，从而为当今的生态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6]
    第二，自然与社会。如何解决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是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重点。福斯特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研究对象和理论根据，在其《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中专门用“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一章来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出现恶化的生态学分析。马克思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土地、工业三者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考察，这本身就是现代生态学的系统观点；也正是在这种系统的考察过程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得以统一。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过剩是由于谷物按算术级增长而人口是按几何级增长的结果。而在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克思认为：人口相对于谷物的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肥力受到人口的剥夺而无法恢复；同时，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人口向工业城市流动，把农村土地上的肥力以谷物的方式带走，而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造成人口与土地物质代谢的中断。马克思分析了工业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两个来源：一是自然界，特别是土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源于对土地的剥夺；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说明了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主要源自于工人阶级的劳动。对劳动的剥削、形成劳动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和对立，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中断，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物质循环或者代谢。因此，由于资本主义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造成了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断裂，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组成的生态系统。最后，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的代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这个现代生态学概念。[6]
    第三，科学与生态学。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当代的绿色生态运动，一直有人将现代社会中的生态灾难归之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福斯特回顾了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技术的高度评价，在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马克思都把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置于重要位置。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唯物主义战胜了唯心主义，也使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得以冲破宗教神学的束缚。在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马克思唯一的武器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可以是以几何级增长的，从而可以为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提供几何级增长的谷物。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马克思强调了科学理性对于控制自然和社会之间新陈代谢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预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力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共产主义社会才是解决一切生态问题的最终出路。
    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创立，最终确立了马克思对解决生态问题的发言权，这不仅对于西方国家从理论上寻找生态恶化的根源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对于我国如何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科学地避免生态灾难、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2，120.
    [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122-143.
    [3]李清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94.
    [4][英]大卫·佩伯.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M].伦敦：伦敦洛特雷出版社，1993.95-96，232-233.
    [5]刘仁.考研英语词汇音形义精解[M].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02.106.
    [6]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Monthly Press,New York,2000.66-80,14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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