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概念的再思考

的总体性观念构成了马克思总体性思想的第二个重要边 界。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 思维的结果”，他把历史过程变成了思维过程的例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在黑 格尔那里变成了从概念到外化、再回到概念的过程。而对马克思来说，从抽象上升到具 体，只是思维用来把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而不是具体 本身的产生过程。正是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马克思才能提出自己的总体性思想。
    第一，总体性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从根本上来说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哲学方 法论的总体性，这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二是作为“原本”的社会总体化进程。作为 方法的总体性观念虽然与社会的总体化进程之间具有统一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 将方法论意义上的总体性观念上升为统摄一切的概念总体性，这正是黑格尔超越经验总 体性之后陷入的困境，这也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 这个维度上，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强调的总体性，虽然也强调社会历史，但 这种历史是一种主客体相互关系中的历史，这使得他并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幽灵，而一旦 将总体性重新置于主体的意识层面，总体性最后只能是走向审美的总体性意象，这是文 化乌托邦的归宿，可以说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性概念上的逻辑。通过将总体性的 观念置于社会总体化进程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就打破了黑格尔概念总体性的封闭线，使 总体性具有了开放的视域。
    第二，总体性的概念内含着历史与观念之间的互文关系。在对总体性进行双重区分的 基础上，马克思意识到，要真正地获得总体性观念，必须意识到概念与历史之间的互文 关系，概念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概念，只有当概念本身深入到历史之中时，概念才能获 得自己的生命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这些 人的批判都是在纯粹思辨领域中发生的，“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 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 问题。[12](P66)当进入到这个联系之后，只有进入到这个联系之后，才能意识总是在 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发生的，黑格尔的总体性哲学观念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产生 出来，当他将这个历史基础作为概念的外化，并以概念代替这个基础时，这就是思辨哲 学的秘密所在。但这个秘密只有在观念与历史的联系中才能得到透视，这就是青年黑格 尔派为什么无法解构黑格尔的重要原因(注：马克思批判分析了思辨哲学是如何从现实 中抽离出来的，关于这个问题，参阅拙文：《马克思的历史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载 《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第三，只有在资本的逻辑中，我们才能理解总体性的观念。严格说来，作为哲学意义 上的总体性观念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能产生，其产生的现实条件在于资本主义社 会的总体化进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说法，这是家 庭与国家直接同一的社会，没有市民社会的中介，这是一种抽象的同一。市民社会的产 生，打破了国家与家庭的直接统一状态，造成了社会的内在分裂，特别是市民社会本身 造成了传统社会关系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黑格尔认为需要一种总体性的哲学观念对 社会加以调控。但实际上，市民社会虽然引起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但劳动分工体系 却在日益总体化，而这个过程是由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在打破 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之后，通过机器与工场以及城市的作用，在一种新的时空构架中，形 成了新的社会关系，一种从人身依赖下解放出来，并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总体化关 系，这是由资本的逻辑，即对利润的追求所决定的。马克思从商品、交换到生产的分析 理路，揭示的正是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社会总体化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形成劳 动一般的概念，这是一种总体性的观念。所以当黑格尔以劳动作为重要的节点来建构理 性逻辑时(这是《精神现象学》第四章的内容，只有这时，才能谈得上自我意识，历史 与理性的内在关系呈现于绝对观念的内在逻辑中)，马克思认为他抓住了古典经济学的 本质，抓住了历史的本质。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市民社会作为家庭与国家之 间的中介时，作为现实总体性表现的国家，正是以市民社会为其基础的。当然，黑格尔 是倒过来看这个问题的，他是想把市民社会本身提升到具有自控性的理性水平。只有当 马克思进入到资本的逻辑时，黑格尔的“招数”才能被揭示出来。资本逻辑的总体化， 才能为观念总体性提供历史的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的总体性观念与资本的逻辑是无法 分割的。
    第四，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总体性观念将资本体系理解为一块无法撼动的铁板， 资本的总体性逻辑内部存在着致命的裂隙，即在资本总体化的过程中存在于生产方式内 部的脱节，以及体现这种脱节的阶级分化与阶级对抗，这种裂隙既来自于经济生活本身 ，也来自于人的实践作用，这就为砸碎资本逻辑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吉布林与格雷 汉姆从女性主义视角曾提出，当前激进话语的重要障碍在于，将资本主义设想为一整块 无法打碎的钢，这种论述延伸到了全球化领域中，这使任何冲破资本主义罗网的道路都 不可能存在，而这种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念，他们以此反对马克思的总体性观念 [13]。在我看来，这个论述没有进一步细致的区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是有 裂缝的总体性，但这种总体性可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替代作用，达到一种谐和的总体 性。吉布森—格雷汉姆将马克思论述未来社会的总体性挪用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总 体性的论述，按照这种理解，马克思就无法论述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因此，资 本的总体性是存有裂隙的总体性，这是从马克思哲学立场把握资本逻辑时需要注意的一 点，这也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生长点。
    通过对马克思的具体总体性与黑格尔的概念总体性之间的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以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来取代马克思的总体性概念，而忽视了两者 之间的根本区别。在马克思那里，总体性并不是固定的概念结构，而是特定历史形态的 运动方式及其文化理念的表现形式，具有历史性的规定，这就要求对总体性及其表现方 式进行历史的考察。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历史性考察才能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持一 种批判的精神，透视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内在互动与建构关系，这 也是超越各种想象的批判的理论前提。

　　三、资本逻辑与后现代主义：重思总体性
    有了上述的分析，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反总体性、寻求差异与多样性的理论指 向，我们关注的就不只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如何解构、以及如何具有解放作用等问题 ，虽然后现代主义的这些理论意向，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的局限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深层的问题是：后现代主义赖以产生的历史基础，是否还是资本逻辑?后现代社会 是对资本逻辑的根本颠覆，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即不同于现代性的方式表现了资本的逻辑 ?如果后现代主义的异质性、多样性、去中心化本身体现了资本的内在要求，那么是否 需要重新思考总体性观念，以获得从资本逻辑出发透视后现代主义的洞察力?正是基于&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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