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着内在的精神分裂。超越这种二元论,建构一种总体 性的观念,缝织现代性两个层面之间的裂缝,构成了《精神现象学》的理论主题。从感 性、知性、自我意识到绝对观念的游历,就是总体性观念的建构。
理论观念的总体性,需要在现实层面体现出来,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 的主题。早年黑格尔的理想是古希腊的政治体制,在他看来,这种体制既体现了个人的 自由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共同体的自由发展。他最初将这种理想的复活寄托在
宗教的改 革上,反对资本主义市场体制(注:关于黑格尔早期思想的这一层面,卢卡奇在《青年 黑格尔》一书中做了分析。参阅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但经过研究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斯密、李嘉图、萨伊、斯图亚特等人的著作 后,黑格尔意识到,简单地否定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直接回归到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恰 恰是一种浪漫的想法,以需要与劳动分工体系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它处于家庭的直接伦 理与作为伦理实现的国家之间,这是比古希腊城邦更合乎理性的制度[4](第279节及附 释)。当黑格尔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已经深入到了现代性的肯定性维度之中,将审美的 现代性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但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认识到,即使在现代性的肯定维度中 ,黑格尔再次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分裂,即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本身的内在分裂 ,以及以特殊的利益原则为指向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裂。“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 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 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4](P309)为 了解决现代性在制度层面的内在分裂,黑格尔从“调解”的总体性绝对观念出发,设计 的是一个有机的、以君主为最高权力象征的官僚体系。总体性的哲学观念不仅在哲学理 念领域,而且在现实的制度与伦理建构层面实现自己的总体化。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 黑格尔超越了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竞争状态,他的思想指向的是一种组织化的资本主义 工业与市场体系,这个体系受着国家的总体调控的制约。这种总体性的观念,既是对现 代性的自我批判,也是现代性的完成。这种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后来成为韦伯 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哲学观念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重炮攻击。“后现代”这个概念,根 据凯尔纳与贝斯特的考察,虽然在1870年代就已经产生,并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 发展为与现代相决裂的概念,但作为今天的流行的“后现代”概念,其意义的实质性转 变发生于1960-1970年代,一种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文化意象从建筑领域延伸到哲学、文 学、历史、社会理论等领域中,构成了新的思维框架与价值取向[5]。通过对比现代性 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哈桑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决裂,是一种新的价值观 念(注:关于哈桑对现代与后现代思维方式之间的对比,参阅哈维:《后现代状况》, 第61-62页。),即以一种异质的、去中心的思维方式反对总体化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 式。
在利奥塔看来,这种总体性的“元叙事”,是现代科学知识与政治制度合法化的基础 ,打碎“元叙事”,正是后现代的主题。利奥塔区分了三种知识:即前现代的叙事知识 、现代的科学知识和后现代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知识。在前现代的叙事中,通过自身的叙 事结构能够使自身合法化,而现代科学知识的产生,一方面使传统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叙 事知识受到了批判,另一方面,科学知识本身的合法性成为难题,于是被批判的叙事知 识,通过英雄主体的回归重新构成了论证合法性知识的基础,形成一种总体性的元叙事 。“德国唯心主义依靠的是一种元原则,这种元原则把知识、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建立在 实现‘主体的生命’(费希特称之为‘神圣的生命’,黑格尔称之为‘精神的生命’)这 一基础上。”这就是德国思辨哲学为知识合法性以及社会历史合法性奠定基础的东西。 “思辨机制带来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在这种机制中,关于所有可能存在的指谓的所 有知识话语都没有直接的真理价值,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它们在‘精神’或‘生命’的进 程中占据的位置,或者说取决于它们在思辨话语所讲述的哲学全书中占据的位置。思辨 话语在引述这些知识话语时,也在为自己阐述自己知道的东西,就是说也在自我阐述。 从这个角度看,真实的知识永远是一种由转引的陈述构成的间接知识,这些转引的陈述 被并入某个主体的元叙事,这个元叙事保证了知识的合法性。”[6](PP.72-73)但这种 合法性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失去了原有的合法性地位 ,不管是为知识奠基的思辨总体性叙事,还是从实践出发的解放的叙事,都失去了可信 性。与现代社会的总体性相对立,在后现代社会,一种局部的性能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 ,这是总体性解体之后知识的存在状态。对于后现代知识的这种存在状态,利奥塔最后 给出的解救方式是通过误构来达到后现代知识的合法性证明。误构是对异质性状态的一 种联结,以临时契约状态取代总体性的永恒构建,正是凭借这一点,利奥塔成了后现代 主义中的一位重要思想家。
对黑格尔总体性哲学观念的解构,同样引起了对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将马克思哲学非 总体化,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幽灵们”的主要问题。(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阿多诺对概念帝国主义的批判,对后现代思潮起着重要的过渡作用。关于阿多诺的这 一思想,参阅张一兵《无调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张亮《“崩溃的逻辑” 的历史建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今天我们仍处 于马克思思想的馈赠中,汲取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仍然是我们批判面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来 源,但“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 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 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7](P124)。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解构,进行去总体化, “我们应当把这种精神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区别开来,那些精神把自己固定在马克 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固定在它假定的系统的、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总体性中(尤其 固定在它的‘辩证方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中),固定在它的有关劳动、生产方 式、社会阶级等基本概念中,并因此固定在它的国家机器(谋划的或实际的:工人运动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国家以及最终的极权主义的残酷性)的整个历史中”。[ 7](P125)作为现代性谱系中的一个节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概念,在后现代的视域中 ,受到了彻底的否定,在他们看来,只有去总体化,才能真正地使马克思的思想发挥效 用。
二、概念总体性与具体总体性: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界划
在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马克思与黑格尔都是总体性理论谱 系中的节点,但在这种思考中,绕过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总体性这一哲学观念,马克思 与黑格尔的思考是否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观念?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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