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精神：今日中国超民族主义的希望

是民族主义，尽管其程度会因宗教之不同而有所不同。 

1、佛教 
即使在边远的农村地区，不识字的中国佛教徒也知道，佛教是起源于印度而非中国。因此，不论许多学者4如何强调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也不像别的许多东西那样会在老百姓中造成自称中国第一的那一类骄傲心态。 
虽然有些学者和佛教徒的确为越南人、朝鲜人和日本人从中国学习佛教这一史实而感到自豪，但这不大可能导致一种民族主义的排他性或沙文主义情绪。因为，另一方面，他们也常常指出（不论正确与否），佛教的传播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一样，采取的乃是和平的方式。他们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云南的上座部佛教是从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传来的。无论如何，常常有一种愉快的历史回忆，确实有助于对那些国家或民族培养起某种友好的、甚至是亲近的感情。正因为如此，与中国人中根深蒂固的相当普通的反日心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们可以看见，中日两国佛教界有着颇为频繁的友好的交流，甚至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就是如此。5至于中国人对西藏文化的态度，人们可以感觉到，在佛教的态度与非佛教徒的态度之间有某种不小的差异。 
说到底，佛教关于世事皆空的态度必然意味着，民族主义，甚至民族本身也都是空，因此不值得执着。正如当代佛学泰斗印顺大师所说：「佛化的道德建立于般若－无我智的盘石；是破除私我，扫荡执见的特殊智能。从这种智能所摄持的，所引导的，便与凡夫的德行截然不同。不再专为自我、我的家庭、我的庙子、我的家乡、我的国家而着想，能从整个人类、一切众生的立场去看一切。」6毕竟，只有这种主张，这种超民族主义的呼吁，才能体现大乘佛教精神--对一切众生的慈悲，随时准备对所有的人「拨苦与乐」。 

2、基督教 
一方面，基督教虽不像佛教那样在中国根深蒂固和流传广泛，却因其体制特点而可能成为最有力的宗教，另一方面，虽经中国基督教的领袖和知识分子7近百年的努力，仍未完全摆脱「洋教」的标签。然而，不少中国人皈信和接受了这种「洋教」，这一事实本身8就确实表明，许多人认为有些东西比民族主义的分野更加重要。 
尽管基督教精英们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要发展所谓「本色神学」9和中国式基督教，但是普通的民众，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之所以被基督教所吸引，恰恰是因为它的外国形式：他们确实更加喜欢西方式样的教堂建筑，西方的油画圣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 S. Bach）的教堂音乐，以及西方作家和思想家所表达的基督教思想。10这里的理由十分简单：正因为如此，基督教才不仅仅为他们的精神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宗教性的选择，而且还为他们的审美生活和理智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超民族主义的视野。 
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看，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说，在中国，基督教已变成十分民族主义的了。确实，中国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全国性组织的名称本身，11还有他们的领导人的公开言论，都无疑给人这样的印象。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基督徒的全部经历，以及他们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处境，我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能会回忆起美国诗人亨利．朗费 
罗（Henry W. lon-gfellw）的这句诗来：「事非如其表」。12其所以表面如此，乃因其不得不如此。否则，其也许不复在此矣！如果我们说，基督徒的全国组织看来越是民族主义的，则基督徒的普通个体就越是超民族主义的，这难道不是一个悖论吗？也许，对于基督教的实存而言，较多的民族主义言论，恰恰意味着其超民族主义精神的较强的意识。毕竟，中国的天主教徒都知道罗马对全世界天主教的权威，中国的基督徒也都知道，他们的信仰从来不是为一个单一的民族「所有」、「所治」、「所享」的，他们的主是超越于一切民族的。 3、伊斯兰教在中国，伊斯兰教有十个少数民族信奉，这些少数民族的总人口约为一千八百万，他们大都聚居于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各省以及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其中的回族亦居住于其它许多省份，以及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内的大城市之中。回族和另外三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小民族使用汉字为自己的书面语言，回族甚至没有自身独有的口 头语言，而是使用汉语。因此，伊斯兰教信仰几乎是回族与汉族之间的唯 一的区别。这样一种状况，在中国的超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方面， 带来了一些具有双重性的特征。 
首先，对于新疆的某些民族集团来说，伊斯兰教育可能成为其反对汉族民族主义而为自身的民族主义辩护的理由，同时又有可能鼓励其与新月形地区各民族相关联的那种超民族主义。在分离主义的活动中，伊斯兰教已经以这么一种双重方式受到了利用。其次，对于汉族来说，伊斯兰教如果与某些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相联系，则有可能刺激其自身的民族主义或曰大汉族主义。另一方面，回族的伊斯兰教，大城市中汉人的邻人们信奉的伊斯兰教，尽管不很明显，却又可以培养汉族人对别族人的超民族主义态度。事实上，关于伊斯兰教的社会功能，人们会发现，在西北地区人们的见解与中国其它地区人们的见解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差别。13 
最后，中国之外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有关的一些冲突和恐怖事件，也会带来某种双重性质或令人困惑的感受。这是由于政府在偶尔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对恐怖主义的谴责，以及很多媒体对恐怖主义事件报道时的态度。然而，所有这些，再加上一些学者对伊斯兰教友好的解释，确实有助于在普通民众中促成某种超民族主义的意识。14 

4、儒教和道教 
作为一种国家宗教的儒教，已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15然而，作为一种在几千年中受到政府支持的根基深厚又传播广泛的宗教，它对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生活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16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工作的很多大陆学者，在农村倡导恢复祭祖仪式和其它家族活动的一些家族族长，以及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一些香港、台湾和美国大学里的教授，17都为恢复这种影响做了很多工作。 
至于道教，它作为一种体制宗，迄未从一百年前的衰落中完全恢复过来，尽管它被批准为中国五大合法宗教之一。然而，作为很多民间宗教中的一个有力因素，作为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的一种宗教哲学，道教对于中国人来说，依然是一种精神力量， 
影响不在儒教之下。18 
一方面，当这两种宗教的中国本土根源及其地道中国特征受到强调时，19它们可能会有助于加强国人的民族主义。然而，另一方面，这两种宗教中至少有三项因素，可以成为国人中某种超民族主义的潜在种子。 
第一个因素是儒家的「天下一家」的观念。从公元前5世纪最著名的孔门弟子颜渊关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0的说法，到19与20世纪之交最有影响的儒教思想家康有为关于「大同」的理想，人们可以发现，有大量的论证可以支持这种有时被称为「天下主义」的理念。21 
第二个因素是道家对于家长、统治者、民族国家及其习俗体制的蔑视或轻视。被视为道教始祖的第一位道家哲学老子，把民族或国家的习俗体制等等斥为背离大道的结果。22被尊为道教真人的最有才华的道家作家庄子，则雄辩地论证了世间万物的平等和齐一，这世间万物当然也包括各个国家或各种民族。23 
最后一个，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许多当代儒家和道家人士的这样一种信念和论证：儒教和道教的教义及其哲学的实践，具有某种普遍价值。24这些人士的著作之传布，已经开始对一般民众产生了某种值得注意的影响。因此之故，举例来说，当普通的中国人发现韩国的国旗有着与道教标志类似的图案，或发现有些西方的哲学家25和物理学家赞扬儒家智能或道家思想，甚至发现功夫或气功在西方流行时候，他们就会产生某种自豪的感觉。然而与此同时，当他们发现一些别的民族（如韩国人和日本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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