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与大众传播

我们没有一个立足的坚固之地，我们的体系将建立在松散的沙砾上，将由于理解不一致而塌陷。”罗蒂回答：没有人曾经得到过绝对的基础，没有人曾经得到过绝对的真理，因此我们应该放弃寻求绝对的真、绝对的善和绝对的美，完全承认我们此时此地得到的，我们此时此地合理地期望拥有的东西。我们必须做的是：继续谈话，互相学习，不去乞求于绝对。因为不存在任何指导我们的永恒的、中立的、超历史的框架。［15］ 

    反基础主义是后现代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诞生并非偶然。它是“信息社会”，即后工业化社会的产物，以信息膨胀、知识爆炸为主要特征。以前是知识处在社会之中，而现在是社会处于知识之中。面对汹涌而至的新信息和新知识，人们陷入了种种困惑，之前认为确定的东西在新知识、新信息面前，都变得不确定，于是再没有人妄图去建立一个“总体知识”。 

    但是，反基础主义和基础主义一样，仍然有其自身的矛盾之处，这主要表现在“非此即彼”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一方面，它攻击基础主义对基础的追求；而另一方面，它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肯定、确立新的基础。同时，反基础主义在西方社会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尤其是在道德领域。在这方面，埃德尔教授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说：“今天对这样一个理论基础的要求不是一个过高的要求，它并不探索各种绝对的准则，它不过是希望对于现代世界的重大争论问题，能够有信心地去对付……作为一个现代人，他也知道理论上的解答不是容易的，但随着知识的巨大发展与传播，难道他不能找到某种保证？总有几根坚固的支柱能够把普通人的道德体系撑住。他不要求一张详细的地图，但他至少必须有一个指导他的道德航向的罗盘。”［16］ 


    非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的本质，人类在尘世中生活的目的就是理性地把各种社会关系安排得井然有序，因而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理性的自立为王，与它以绝对理性的化身自居紧密相联。而非理性主义则从根本上摒弃了这一“绝对理性的幻想”，海德格尔（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曾一针见血地追问：“什么是理性？理性之为理性，是在什么地方，通过谁人决定的？理性已经自称哲学之王了吗？”［17］ 

    尼采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立场：“我们和所有柏拉图学派（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ｔ）以及莱布尼茨学派（Ｌｅｉｂｎｉｔｚｎｉｓｔ）在思想方式上最大的不同点便是：我们不相信有所谓永恒的概念，永恒的价值，永恒的形式，永恒的灵魂。”［18］ 非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并不像它自认为那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很多时候都无法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它也并非人的本质，至于“人性”、“人的本质”等概念，也只不过是传统人道主义在理想主义基础上的一个“虚构”。人的存在是变动不居的、开放性的，而体系则是封闭性的，所谓理性、真理的体系一旦建成，就把思想自身框住了。 

    非理性主义不仅从认识的角度颠覆理性主义的权威，还进一步从政治上揭露其集权性和压迫性。利奥塔就把黑格尔的哲学称为“理性的集权主义”，他说：“理性和权力是一个东西，是同一的。你可以用预知或辩证法来装扮前者，但你将仍有另一道（未触动的）菜端上来：监狱，禁止，选择程序，公共利益。”［19］ 福柯则另辟蹊径，建立自己的体系学，并成功地将理性历史化，换言之，理性在根本上是历史的，它与权力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 

    福柯在《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一书中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1656年巴黎建立“总医院”，以对癫狂病人、理智失常者实行大禁闭，但是连平民也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关押起来。因为从“理性”的角度看来，这些人都是“非理性”的。理性用这种“大禁闭”的残忍方式，将非理性排斥在社会之外，从而确立了自己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正统的权威地位。“理性战胜非理性的过程一度只靠物质力量，并以某种真正的冲突来得到保证。而现在，这种冲突总是事先就定局了，在具体情况下，当癫狂病人和有理性的人相遇时，非理性的失败也早已不言而喻了。”［20］ 

    在福柯看来，理性与非理性的现代区分是理性权力运作的结果。他认为，理性是具有压迫性和集权性的，它试图“搁置”、“遮蔽”和“忘却”非理性的冲动，使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将“疯人”、“变态者”排除在社会之外成为可能，对此，理性难逃罪责。 

    非理性主义的产生源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反思，它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生活的阴暗面和不合理性为基础的。可以说，所有的非理性主义者都目睹了理性美梦的破灭。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１８６４－１９２０）的“启蒙运动的玫瑰红正不可挽回地消褪”的说法，“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消极观念”。［21］面对20世纪两次灭绝人性的战争以及野蛮和暴力的猖獗，人们不禁要问：那些经过理性启蒙的人都哪里去了？那个理性的千年王国到哪里去了？对理性的反思，对人类“堕落的理性”的诘难，促成了非理性主义的诞生。在非理性主义者看来，“人类不是用其理性来提高自己的形象，而是用它来编造似是而非、自我中心的解释，并将其强行灌输给他们的受害者——这是一种塞进受难的基督口中的蘸满酸醋的海绵。”[22]非理性主义嘲笑这种理性的虚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非理性并非全然消极的。 

    非理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新时代的预言，它与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多元化、多样化和民主化的潮流相呼应。目前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从全球的环境问题到衡量进步的全方位的标准问题，到理性的多元化问题，无不印证了非理性主义的远见卓识。［23］从哲学上看，它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不再遵循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中“非此即彼”的独断论，而是倡导“或彼或此”的选择论。 

    对拓宽人们思维视野功不可没的非理性主义，自身仍然存在着许多矛盾和缺陷。首先，在认识方法上，它就夸大了认识的一个环节，即非理性因素。其次，非理性主义在理论上也未能解决理性与非理性、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事实上，理性精神作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非理性主义者轻易就能脱离其本源的。在对理性主义的攻击中，非理性主义本质上就已经渗透着浓厚的理性精神。马尔库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就指出：“理性是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只有借助理性，哲学思维才能同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24］ 


    后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以“人类中心论”作为其假设性的理论前提，高扬人性，奉人为至尊。［25］ 这一传统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开始，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和萨特(Sartre, Jean-Paul)的“人是自我设计的存在物”，莫不如此。而后人道主义则是对人道主义的一种否定和超越。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当代思想家哈桑有时也将“后人道主义”称为“超人道主义”（Ｔｒａｎｓｈｕｍａｎｉｓ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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