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写中国哲学史

。 

没有思想批判的哲学史，决不是一部合格的哲学史。但这种思想批判决不是将后人的思想强加于前人，或以后人自己的标准来批判前人。即使是哲学史，也应该以历史本身来研究历史；但这决不等于说为历史而历史。研究哲学史是为了从中吸取智慧与养分，以为今天和未来的创造之资源和凭借。正因为如此，哲学史的批判应该是内在的批判而不是外在的批判，即以研究对象自己的逻辑理路和思想立场去批判他们，指出他们思想的内在缺陷，而不是以我们今天的思想立场去批判。只有这样的批判，哲学史才能真正成为我们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显示哲学史写作者比古人高明的工具。指责孔子不懂唯物辩证法或公孙龙子不符合现代逻辑，根本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批判，充其量是思想的无能和幼稚。它无论对于我们理解和掌握过去的思想还是自身哲学素养的提高，都毫无帮助。 

哲学史的写作者决不是像自然科学实验室里的科学家那样，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哲学史的作者本人就应该是一个哲学家。他对过去哲学家的叙述不能、也不可能是“客观的叙述”，而一定是释义学的解释和阐述，即从自己的问题出发，从哲学史中阐发出能够充实和激发他自己和同时代人应对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创造今天和未来的智慧。这种释义学的阐释当然不能是以今度古，更不能胡编乱造或想当然，而是通过阐释使古人的洞见变成今天的智慧，变成我们精神生命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祖先的生命活在我们今天的生命中一样。这种释义学的阐释与那种讲孟子的“主体性”、庄子的“进化论”或阳明的“先验哲学”的比附是完全不同的。这种阐释的目的不是以以往哲学家来“证成”自己，而是以他们来充实自己、激发自己和提高自己。哲学史的伟大阐释者一定是哲学的继往开来者，他们创造性地继承历史智慧的全部遗赠，将它们用来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孔子和朱熹是这样，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也是这样。重写的中国哲学史也应该这样。它不但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传统，也应该证明它还活在我们的今天的世界中，就像我们仍活在它的智慧中一样。 

[1]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文学美学论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2]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3] 参看张汝伦《自我的困境和时间释义学》，《思考与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89－422页；《主体的颠覆：从黑格尔到马克》，《良知与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42页。 

[4] 参看石元康《引导性的哲学与认知性的哲学》，刘国英、张灿辉合编《无涯理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6页。 

[5]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B 832 f.. 

[6] 这当然不是说所有中国传统哲学都是实践哲学，起码佛教哲学就不是；而是说实践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主流特征。 

[7] 徐洪兴编《求善·求美·求真——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 

[8] 徐洪兴编《求善·求美·求真——王国维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二五二。 

[10] 这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热衷整理国故的人已经这么做了（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8页）。 

[1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页二四七。 

[12] 同上，第247页。 

[13] 同上。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