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压迫时，即是对社会的压迫。当 社会受到压迫时，即是对其各个成员的压迫。”“当政府违反人民的权利时，对于人民 及一部分人民而论，起义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缺少的义务。”
从此，法国难有小民主，要有就是大民主了，表现在抬腿就上街，动辄就起义。查看此后的法国历史，经常会出现一句“巴黎上空再次响起革命的警钟，起义人民纷纷在各区聚集”。也许看到“革命”具有导致政局不稳的后遗症，1795年的《人权宣言》对“起义权”只字未提。但从法国革命到后来的“巴黎公社”这一百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和平的政权交接，暴力政变和暴力镇压却演化成了交替拉锯的“政治习俗”。
三、卢梭的爱国教育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与卢梭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在批判王朝国家时，曾响亮地提出“专制之下无祖国”这一口号。卢梭一方面赞同和继续着这种批判，同时又更加深化了这一理论主题。在他心目中，祖国不仅只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而且有着更为广泛的内容，他给祖国这样定义：组成祖国的不是城墙，不是人，而是法律、道德、司法、政府、宪法和由这些事物决定的存在方式。祖国存在于国家与其民众的关系之中，当这些关系没有了，祖国也就成为子虚了。为了加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证明，卢梭的这一教诲在大革命中为革命者所遵从。
(一)公
民宗教理论与法国的“最高主宰崇拜”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最后一章中说，为了国家的巩固，增加一些
宗教的动机是必要的。法律除了本身产生的那种力量以外，还应有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宗教给它的。国家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要使每个公民都有一个可以促使他热爱自己责任的宗教。天主教不能成为这样的宗教，因为它的精神只有利于暴君制。对于国家来说，宗教的教条只有涉及到公民的道德和责任时才是有意义的。“最高权力应当规定一些决定公共行为的教条，如果没有这些教条就不能成为良好的公民。它们的总和构成‘公民宗教’。这些教条非常简单，这就是全能的、睿智的、仁慈的和关怀备至的神明的存在，未来的 生命，正直者的幸福，对坏人的惩罚，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在其他方面每个人都可 以持不同的见解。但是国家有权驱逐不信仰公民宗教教条的人，——这不是因为他没有 信仰，而是因为他反对社会。同样地，如果有人已经公开声称信仰这些教条，而他的行 为却如同不信仰这些教条的人一样，那么国家就应当处以死刑，因为他在法律面前说了 谎。”(注：《卢梭全集》法文版，第7卷，第258—259页。转引自[苏]沃尔金：《十八 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1页。)在卢梭看来，公民宗教 并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敬拜仪式，它是一种没有教堂和教士的宗教，其惟一的教职人员 就是行政官，公民向行政官公开表明他遵守《信仰宣言》忠于国家和个人道德有关的条 款。公民信仰宣言的条款“应由主权者规定”。(注：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5—186页。)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罗伯斯比尔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在宗教思想 方面也步他的后尘。”(注：[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第233页。)“卢梭学说中的‘宗教认可的合法性’，曾明显而又令人信服地被罗伯斯比 尔的
公安委员会的宗教政策证实了。”(注：[苏]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 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2页。)这就是“最高主宰崇拜”(注：1789年的《 人权宣言》中就有“最高主宰”的提法。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仍处于宗教不可缺少的 时代，起草者还不可能提出废除宗教的口号。从理论上说，“最高主宰”不是天主教中的上帝，而是出自卢梭的自然神论和人格化的神。从策略上看，当时法国大多数人仍然是天主教的虔诚信仰者，这种提法既照顾到信奉天主教人们的宗教感情，又同时满足了信仰其他宗教或不信教人们的要求。不过，“最高主宰”是什么，只能处在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状态。而随着天主教的摧毁和革命的需要，必须让它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样 子出现在法国人面前。)的确立。
1794年花月18日(5月7日)，罗伯斯比尔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关于宗教、道德思想与共和国各项原则的关系，关于国家节日》的报告，并附《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的草案。历史学家将其总称为“花月法令”。这是罗伯斯比尔一生中的代表作品。在报告中，他凭个人的信念并从政治出发，希望人民由此树立一种能淳化风俗、强固道德信仰的宗教：“在立法者眼里，凡是对人有用，对实践有益的就是真理……对最高主宰的存想意味着对正义的不断存想；因此，最高主宰的观念是社会的，又是共和主义的。”(注：[法]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67页。)“神的存在，来世之说，社会契约和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些都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基础。”(注：[苏]卢金：《罗伯斯比尔》，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4页。)在罗伯斯比尔的建议下，《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和国家节日法令》的草案获得通过。该法令共15条，最能说明最高主宰崇拜的性质、目的的有：“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不灭论。”(第一条)“法国人民认为，完成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是崇拜最高主宰的最好的方法。”(第二条)“法国人民认为，在那些应尽的责任中，最重要的是痛恨背信弃义和专制统治，惩罚暴君和叛徒，帮助不幸者，尊重弱者，保护被压迫者，为自己的邻人尽力做好事，并以正直态度对待所有的人。”(第 三条)“择定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为最高主宰的全国纪念日。”(第十五条)(注：参 见陈崇武：《罗伯斯比尔与法兰西共和国设想的蓝图》，载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 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此法令颁布后被制成大 标语、大幅
宣传画，覆盖所有的大街小巷。在最高主宰的全国纪念日这一天，法兰西共 和国举行了隆重的开教大典、游行和集会。全国的共和国庙门额上刻着“法国人民承认 主宰及灵魂不死”。最高主宰的崇拜产生了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反革命武装的力 量，相当数量的农民天主教徒参与了叛乱。
(二)重视教育的思想与人权宣言的传播
卢梭认为，国家依赖着公民，公民必须具有爱国美德。对此，必须要建立一整套教育体系，通过教育来强化和加深公民对祖国的热爱，培养自由祖国的公民，把对祖国的热爱与热爱民主共和紧密联系起来。而培养公民并非一日之功，必须从儿童时代开始，教育他们爱自由、爱法律、爱祖国。(注：参见[法]卢梭：《论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页。)他还列举了具体的内容，如要让孩子10岁时知道祖国所有的物产，13岁知道祖国各个省份、道路和城市，15岁时通晓祖国的整个历史，17岁时知道所有的法律。
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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