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行观与知行观
论思行观与知行观
当然，从理论的角度，更应该讨论哲学意义上的知行观。知是指认知，行是指实践。迄今为止，在几乎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社会个体的知行观都表现为实践，认知，再实践，再认知的过程，认知和行为紧密地联系并结合在一起。某一成功的个体，其知行观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既能知，又能行，其认知加上实践的总体社会化的成果超过其他社会个体。
中国的孔子同苏格拉底-柏拉图是处于同一时代的思想家。孔子时代，社会处于频频战乱之中，古希腊的社会情形也是差不多的。在当时，某一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绝大部分是由其蒙昧的实践观、原始的实践能力所决定的。身强体健的勇士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在孔夫子之后，在中国，开创了一个社会个体追求知行观的漫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格物致知”、“学而知之”，还是当时的“君子观”，都是扬弃蒙昧的实践观，试图将知性和行为相统一的理论形态。与此同时，在西方，在向知行观转型的古希腊思想家们中，则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表现为人类智慧启蒙早期对人的知性，对真理，对存在，对“理念”的炽热的追求。在古老的东方，中国的大思想家们却是偏向于认知同行为的协调，即所谓“知行合一”，但这种协调与合一并不是落脚在知性之上，而是在行为的社会实用性或经世致用之上。古希腊的哲人可以赤身裸体地思索，一片赤诚地追求真理，但无论孔丘，还是老子、庄子，都不会这样，都显得儒雅得多。历史上，西方的哲人和思想家中有宁愿为毫无实用或经世致用意义的客观真理去死的例子，而中国则没有。
从哲学的角度，知行观与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成正比有其必然性。自从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之后，人类智慧步入启蒙期和成长期。智慧的启蒙期和成长期的特点是，认知能力低级，思维对自然和人类周围环境知之甚少。在这一时期，认知靠实践来推动；认知同实践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处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个体，在思维对外界所知甚少，认知必须靠实践来推动的前提下，必然将认知同实践紧紧捆绑在一起。将这种捆绑量化，就是社会性劳动或财富。所以，社会个体的财富等价于个体的生存价值，就是说，知行观等价于生存价值。
民主时期，知行观的情形与帝国时代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民主时代社会个体的平均知识量大大高于帝国王朝时期。因此，知行观的量化值大大提高，社会个体和全社会的财富急剧增长。
如果说有谁能够对知行观提出挑战的话，那还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提出实践理性的基本规律或公式是：“照这样去行动，如果你的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成普遍的自然规律的话”。简单地理解这一规律，康德的实践理性就是指“按照知性去行为”。但是，按照康德哲学的理论基础，知性属于“先验”的范畴，属于“先天综合判断”之列。“按照知性去行为”意味着人就是由某个最高的巨匠制作和操纵的木偶，意味着他的活动是不自由的。即，人本身的自由意志不是他的行为的最后最高的原因和根源。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知行观的弊端，即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是被动的，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是不自由的！
三 思行观——作为由社会个体推进的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讨论思行观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要说明。
需要首先考虑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的问题。在谈论公元2000年之后的社会个人的生活观话题时，本文明确以社会个体的认知、思想和行为准则为研究对象。思想、认知和行为都是抽象化的概念，与具体的人、事和职业等内容无关。那么，研究思行观以什么理论出发点为基础呢？我们还应该明确，作为一个探讨个人生活观问题的研究尝试，与民族差异无关，与政治、经济、军事无关，与信仰、文化、科学无关。无论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人力车夫，其都需要生活，要思想、认知和行为。本文所做的探讨对此二者不加区别对待。
研究思行观的原则是社会个体的生理需求原则。具体而言，个体的健康、营养标准是思行观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某一个体对象，只要具备了生理健全和一定的营养前提，其就可以思想，就完全具备认知和行为的功能。探讨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基本理论，仅仅只以社会个体的生理需求原则为理论前提，然后用逻辑的方法推出关于思想、认知和行为的一般规律性的结论。思行观与许多现有的人文学科理论无因果关系。
由前文的介绍可知，当步入民主时期时，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等价于其知行观。在民主社会，随着空前超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物质生产的总量相当充足，社会个体的生理健康有了良好的保障，并出现了某种营养过剩的倾向。健康标准的提升，不仅为个体的社会行为提供了支持，更重要的是，也为个体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帝国时代，穷人读书少，知识少，主要是受其健康标准的局限。工业革命之后，知识增加，社会行为的效率提高，财富增加。信息革命之后，人类对一个“大金矿”人脑的认识，有了突破进展，电脑诞生了；知识飞速膨胀，夸张一点，可以说知识爆炸，并引发物质财富过剩，伴随者地球生存环境破坏，从而出现了社会个体的生存环境危机。
从理论上看，信息革命造成的知识爆炸，物产过剩和环境危机，是受到知行观理论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知识和行为的紧密联系和结合，是知行观的要点。知识和社会工业化行为同步增长，是造成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的直接和最主要原因。因此可得出，如果承认环境问题是当今时代的弊端的话，知行观的理论和规律就需要被重新审视。
从哲学上看，用思行观取代知行观是必要的，合乎逻辑的。在人类智慧启蒙和发育的时期，其对外界知之甚少，认知的过程即是实践的过程，认知需要靠实践来驱动。这时，知和思是合一的，思想在少量的一些简单的认知结论中的选择余地不大。比如，在哥白尼之前，“太阳绕着地球转”，当时的社会个体“所思”的就是这一结论，“所知”的也是这一结论，没有其它可供选择的答案。为了让“所思”不与“所知”相同，某些社会个体曾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布鲁诺被烧死！历史向前推进，到知识爆炸的当今时代，“所思”与“所知”相分离，“所思”在多项“所知”的结论中选择，已经被许许多多知识化的社会个体所接受。这就要求，“所思”不能同个体的实践行为相结合，只允许“所知”中的极少数选项同个体的实践行为相结合。思行观的重点，就是将个体的所思、所知和社会行为相互分离。
尤其在当前，在人类空前超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同时，突显出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