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与自然的断想
关于人与自然的断想
不过，如果我们能“观其会通”，性恶之论也不无是处。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１３）“上达”即基于天命之性而达天德，“下达”即基于气质之性而堕人欲。虽然严格说来气质之性本身无所谓善恶，但由于它是恶的“假借之地”，心稍有昏蔽，一点小过便乘之而起；不加克治，便会流为极大罪过。就气质之性是“恶”的“所缘缘”而言，为方便起见，说气质之性有“恶性”也未尝不可。荀子讲性恶可帮助我们加深对人的自然属性的了解，提醒我们充分注意人的“阴暗面”，以便更有力地予以对治，因而不无“拾遗补缺”之功。但是，如果执定人性在根本上就是“恶”，则一切失其本根，就连荀况他自己反复强调的修身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性善之说必须肯定。《易》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１４）这里我们同样可以说：“性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世界有自然世界精神世界之分，人性有气质之性天命之性之别。但是，又不能以笛卡尔式的(Cartesian)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视之。笛卡尔的“我思”不是真正的“精神世界”，只是知性。他的体系中的上帝才与我们所讲的精神世界、天命之性相当。——只是义理层次上相当，具体内容大为不同。因为在他那里上帝与人是悬隔的，没有“天命之性”这类概念，不可说“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就是我心”这样的话。人与上帝之间没有直接契接的凿枘。他由“我思”为起点推出上帝的存在，其方法是理性上的“推论”，是间接的理智“卜度”， 不是出于内在的“亲证”。因而他所推出的上帝不同于我们所讲的“天道”、“仁体”。在我们，天道、仁体就是内在于人心的“天命之性”，它们是同质的，通一无二，贯融无间。
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是相分的，这是“形下之器” 与“形上之道”之分、“理”与“气”之分。但若就“体用不二”、“道器圆融”这种牟宗三先生名之为“作用层”的义理层次而言，道器、理气也是合一的。而且，即从“实有层”上讲，道、理是比器、气更根本、更高的存在，是后者之所出、之所依，所以也不可以二元论视之。人性也是如此，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虽分，但不是“平分秋色”，也不是“势如冰碳”。前者高于后者，是真正的人性；后者依于前者，也是践形尽性之凭借。
十 “百姓日用而不知”
本世纪历史舞台的帷幕拉开之际，正是世界列强之霸权势不可遏之时，世界陷于无序的“战国时代”。强凌弱，众暴寡。霸权驱驰天下，公理呼而不应。历史上一直以“礼仪之邦”自处的“天朝”、“中国”，只是由于不善制造坚船利炮，便沦落为一条任“蛮貊之邦”肆意宰割的“东亚病夫”，几乎落了个瓜剖豆分、蚕食鲸吞的下场！
求生保种乃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的自然本能。面对“灭种”的厄运，中国人也不甘坐而待毙，而是激荡着“置之死地而后生”那样的求生意志。此时“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之说传入中国，如火上浇油，正可刺激我们奋力求生的生命意志，鼓舞我们奋力冲闯。由于进化论是当年中国人急需的“强心针”、“兴奋剂”，于是成了不暇在理论上深思熟虑的国人的“终极真理”。
如果进化论被视作终极真理，那么它就与作为我国传统主流思想的儒者之言相龃龉。进化论者说：“人与动物一样，只有自然性，别无‘神性’。所谓‘天命之性’之类的说法，纯粹是瞎说！”而儒者则坚持说：“人是否来自动物，我不甚关心；说人来自动物，也许不错。不过说人有动物性、自然性，则我完全赞同；这个道理直观明了，谁都明白。但如果说除了自然性之外，人就一无所有，那你就太浅薄了。反求你的本心，总有一天会你明白你不是百分之百的动物的！”
进化论与儒者之言不协，进化之说“入主”，儒者之言势必失势。起始是“失势”，随着后来其它各色更为“进步”的思潮的蜂拥而入，儒者之言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竟成了吃人的魔王、罪恶的渊薮。此种景况愈演愈烈，发展到六、七十年代，不仅儒者之言大倒其霉，而且稍带“儒气儿”、略染“儒味儿”的人士的人身、人格也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个个掩鼻的“臭老九”。整个传统也被兜以“四旧”弃之！
儒者之言真的那么可恶吗？儒者不认为人除了“食色”等自然性之外就一无所有，而是认为除此之外还有那么一点异于禽兽的东西。这点东西虽然几希隐微，但却是“於穆不已”的天命之活机窍。有了它，人间的亲情友爱才能成立，社会领域中的公平正义才会有其坚实基础，息止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强凌弱、众暴寡”才有充分的理据。如此主张，何罪之有？裹足纳妾、君权至上等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现象，儒者并不负责。
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其实是人类不可斯须去诸身的“常道”，其它各教均有与此相当的教义，并非儒者的“专利”或“一孔之见”。即使儒者“默而不发”，这些价值也不会在人类生活中销声匿迹，仍然会在默然无声地调节着我们的趋向——当然是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形式。也就是说，儒家的基本教义，究其实，是人类社会的固有“家当”，不以儒者的语默为存亡。儒者的作用无非是把这些“家当”揭示出来，使百性脱离“日用而不知”的蒙昧，去自觉地尽“人道”，同时也使他们对自己的固有“家当”进行充分利用，谨慎护持，不致因遗失而召来祸患。
可惜，本世纪许多真诚的忧国忧民的先觉者、知识精英都是些“日用而不知”的“百姓”。他们有一颗“不忍人”之心，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 。目击列强对我国及其它弱小国家的鱼肉，他们义愤填膺；看见同胞的麻木不仁、愚昧无知，他们忧心如焚、痛心疾首。为“拯斯民于水火”，他们不惜牺牲一己之财富、生命，挺身而出，奔走号呼。这正是儒者“仁以为己任”的义举！当年孔、孟两人为“拯斯民于水火”，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冒着拘系、绝粮、遇刺等危难，栖栖遑遑颠簸奔仆于列国之间，也不过如此啊！
然而，我们的先觉者们并未觉悟到此。他们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归罪于孔孟，将其说置于死地，而把“进化论”、“互助论”（１５）、“实证论”和“唯物论”等思想奉为真理。不可否认，这些思想都有一定的独到之见，如果摆正其位置，不无益人神智、补苴罅漏的功用。但都是一些“偏方”，如果将其当作人生指南、建国方略，必然会因偏离大中至正之“人道”和“仁道”而遗害社会。这些思想都属于广义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欲以“自然性”来封限人性，否认人的“天命之性”。因而，也就不可能成就人的主体性，构建不起稳固的价值世界。其它姑且不论，若持此等理论，首先这些“先觉者们”连自己的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也无法解释。是出于动物的本能吗？受经济利益的刺激吗？如此，还有什么“可贵”和“崇高”可言？帝国主义者、统治阶级出于同样的本能和经济利益鱼肉我们乃是“顺乎自然”，有什么值得咬牙切齿地谴责？
真诚的先觉者们的“义举”只能是出于秉彝之良、人性之善，可就是“日用而不知”。他们否认天理，而不悟自他们内心的“不平之鸣”就是天理。用堂堂正正的“人道”和“仁道”为武器抗击霸权和强权本来得心应手，却意气用事，见异思迁，被只能奏效一时、转眼即遗大患的“兽道”和“霸道”（进化论也是殖民主义的理据）迷住心窍。
先觉者的“义举”是出于人之善性，可由于是在“日用而不知”情形下发出的举动，加上各种“理障”的掩袭，本心之明便不能不大为减杀甚至完全汩没。因而其举动就难保不致滑转、走失和扭曲。不少“革命者”当初是抱着真诚的“救国救民”、“解放全人类”这样的“好意”、“善心”而参加革命的，但是，由于不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在反人性的理论的熏染、误导下，干下了许多贻害无穷的事情。二十世纪中国人遭受的大劫大难大多是由此酿就的。
前文曾言，国人抗击列强吞食、强国保种之举是出于求生之本能，证明了“人是自然”的正确性。此处则说出自人性之善，基于天理。这是为何？答曰：自天理观之，即是出自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