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与自然的断想
关于人与自然的断想
所谓天命之性，从超越一方面讲，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生物不测”的天地之道、仁体。南宋儒者胡五峰就说，“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１０）从内在一方面讲，天命之性就是人的恻隐之心、良知良能。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就是在这样的义理背景下讲的。
天命之性是儒者的信仰，也就是儒教，钱穆先生称之为“心教”（１１）。说天命之性是儒者的“信仰”，意思是说，天命之性的存在没有科学上的证据，不能用逻辑方法来证成之。不过，这并不成其为缺陷。在儒者看来，无须攀援逻辑手段为羽翼，无须劳驾科学来壮胆。因为科学与信仰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将其牵扯在一起只能互相损害，使科学不成其为科学，信仰不成其为信仰。儒者认为，只要有“心证”就够了，别无它求。
科学必须有“经验实证”。“经验实证”是外在的物质上的证明，是“外证”、“物证”。儒家的信仰需要的是“心灵实证”。“心灵实证”是内在的精神证明，是“内证”、“心证”。“内证”、“心证”的成立不能求诸感性事物，但绝非毫无客观性的墙阴私语、梦中呓语。儒家的信仰也有其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同于科学上的客观性，可以用公式演算出来。儒者信仰的客观性表现为儒者的崇高人格以及在古今儒者心灵深处架起的永不坍塌的精神桥梁、亘古一如的价值世界，即所谓“道统”。精神病患者的歇斯底里式的自言自语与其他精神病患者并不能沟通起来，而古今儒者之间的心灵感通则如坐一堂，促膝叙语。他们的人格也能受到许多虽非儒者但通情达理的人士，包括出生于千百年之后的这样的人士的崇敬。所有这些岂非正大光明的客观性吗？还需什么“客观化”？
人有其自然属性，也有不受自然封限的超越的天命之性。自然属性是外在的感性经验所实证了的，天命之性是内在的精神体验所实证了的。自然属性属形下世界，天命之性属形上世界。虽然自然属性在根本上也是以天命之性为依止的，但由于已落入经验层，就不能不带有某种惰性，有可能偏离天命之性的统御，产生“反客为主”的趋向。不过天命之性要成就其大用，也不能不假借自然属性。天命之性纯粹至精、有善无恶。自然属性本非不善，但有趋恶的可能。以天命之性为航舵，范围自然属性使之去不善而就于善，正是人类“替天行道”之天职之所在。人身上有以其感性自然为依托的非理性因子，于是儒者主张提起本心，对治这不良因子。这就是儒者所讲的修身工夫。社会上有丑恶现象、不良之徒，就得通过法律、政令乃至武力等手段予以整治、荡平。这就是儒者所讲的“治国平天下”。自然界有与人为害的现象，如孟子所说的“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这种现象，就得去“战天斗地”，而不能坐而待毙。进而言之，目睹我们的同类生计维艰，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稚子，大有养生送死之憾，就得努力辟土植谷、通财鬻货，因象制器，通功易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展科技、繁荣经济贸易，提高生活质量。这就是儒者所讲的“开物成务”之大业。不论是修身，还是治国平天下，还是开物成务，都无非是“替天行道”、“居仁由义”所本具的内容。由于出发点是“仁”，是天理，所以虽讲修身，但不致走上禁欲主义，使生命陷于枯槁，以遗“压抑人性”之讥。因为儒者认为食色之性也是天之所予，也是“践形”之资具，是生生之道借以表现自己的“场景”之一。只是不能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将天命之性也汩没进去而已。由于出发点是仁体、天理，所以虽然要“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但这样做不是为了统治者的私利私欲。不管是民还是君，都得顺乎天理。否则，就是“君不君，臣不臣”。因此，如果真能依据儒者的主张来治国，就是安居乐业、各适其性的社会。草菅人命，视民如畜的暴政是不仁之甚者，儒者极力反对。此外，由于出发点是仁体、天理，所以虽然主张改造自然，发展科技和经济，但不把“战天斗地”奉为哲学，而是把天人合一奉为哲学。不把发展科技、经济、满足无止境的感性欲望当作追求的最后目标，而是把尽己之性、尽天之性、尽物之性（三事实为一事）作为终极目标。因而，也就不会出现毁伤自然，暴殄天物，纵欲败度，导致上干天和，下犯地气，中灭人性这样的末日绝境。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预设的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之间的悖论环扣可以解开了。从仁道出发，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完全是统一的，是仁道生生不息的两个表现方面。改造自然是利用低级的自然物来护持高级自然物即人类，这是尽仁道；保护自然是人类自觉到万物一体之仁后，仁民爱物，将仁德推及山川草木、飞禽走兽，这同样是尽仁道。改造自然成就人类，使自然更具生机，获得意义，不啻是保护自然。保护自然是人类以其天命之性节制、修治其食色等自然属性的必然表现，这不啻是改造自然。可以说，以仁道观之，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无非是“一阴一阳互为其根”地作用着以运不息之天道，以显生生之仁德。矛盾与对立，是由于我们为形式逻辑、平面思维封限锢闭，“性光”不得呈露，“天目”不开有以致之而已。
八 挑亮心中的“天光”
环境病变是是我们人类造成的。具体地说，是我们人类的物欲过度膨胀造成的。要医治，寄希望于开发新科技不是根本出路，根本的出路在于“开发”人的内心世界。也即，把上天赋予我们每人心中的秉彝之良从私欲锢闭中发掘出来，加以拂拭，使其放光。
以儒家仁义之道，医治环境病变，可以说，这只是儒家思想的附带作用。医治精神病变才是它最拿手的。儒家所讲的天道仁体是一自由无限心，虽入乎万象之内，又超乎万象之外，“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人而言，天道仁体就是天命之性，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真诚恻怛之情。它是人人本具的，将其发掘出来，扩充开去，则“沛然若江河之决，莫之能御”。尽此天命之性，人之主体性也就昂然挺出，“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不致有逐物而迁，迷而不返，心为形役，如土委地之虞。基本道德原则、虚圆善应的道德意识正是天命之性的固有“家当”。 尽此天命之性，即是贤人君子以至圣人。澄清江河日下的污浊世风，乃是不期然而然的事。
现在我们明白了，不论是环境病变，还是精神病变，要根本医治，都得靠“人心”之自觉，觉悟到本具的皇降之衷、秉彝之良和天命之性，并将其扩充推开，由弱到强，由近及远，直至塞乎天地，达于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之所以能如此“一箭双雕”，那是因为不论精神病变也好，环境病变也好，其病根都是一个——到此恐怕是不言自明了——那就是人心之昏蔽。心一昏蔽，心中的天命之性所发出的“天光”就受到遮掩，于是感性物欲、私心杂念就乘虚而入。起始时尚是时入时出、头出头没，因为尚未被完全遮掩的“天光”还在时明时暗地闪烁。待人心昏蔽既久，“天光”就只剩下了一点耿耿小明、几不可察之时，私心杂念就入而不出，反客为主，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起来。此种状况与个人精神之高下、情操之崇鄙就是一回事。与世风之升降也有直接的联系。因为很简单，心体昏蔽得轻，昏蔽的人少，世风自然为之上升；反之，自然为之下降。
人心之昏蔽与自然也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连。昏蔽使我们失去“万物一体”之纯情，使我们物欲沸腾而不可遏，直接的结果就是向自然进行“杀鸡取卵”式的攫取，不置自然于死地并危及自己的性命而不止。此外，昏蔽使私心膨胀，时时思欲攫取别人、别国之所有以为己有。由此引起的财富不均与匮乏，最终会转化成对自然的压力。由此引起的战火，尤其是现代的战火，也会把自然弄得千孔百疮、面目全非。一言以蔽之，当今我们中国乃至全球所面临的环境病变和精神病变这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