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仿的迷误：现代性的浪漫化
摹仿的迷误：现代性的浪漫化
摹仿的欲望
七情六欲只通过间接方式、只通过想象影响我们，而想象早已用体面得多的中间动机替换掉了原始动机。[1]
——《追忆似水年华》
勒内·基拉尔[2](Nené Girard)以文学批评开启了他后来一系列涉及人类学、心理学及宗教哲学的研究。他择取他称之为伟大小说家（对应于他所谓“浪漫主义作家”）[3]的诸如但丁（Dante）、莎士比亚（Shakespeare）、塞万提斯(Cervantes)、福楼拜(Flaubert)、斯丹达尔(Stendhal)、普鲁斯特(Proust)、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加缪(Camus)等和他们的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读分析，在作品人物的意识深层发现了一种“三角欲望”（triangular desire），突出了在通常的主客体欲望模式中被抹去的“介体”(mediation)的重要性。在基拉尔看来，与其说我们欲望的是客体，不如说我们欲望的是介体。因为欲望不同于需求，并非直线性地指向客体，而更多的是对他者欲望的摹仿（mimesis, imitation）。籍此出发，基拉尔构建起一个以“摹仿”、“介体”概念为核心的欲望分析模式；并通过分析伟大小说家对于人性和社会真实的洞察，将文学和社会历史政治的研究连接起来，把“摹仿的欲望”（mimetic desire）理论推衍至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各种历史状态下的“浪漫主义”态度，尤其对根基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浪漫化”进行了精彩的论述与批判，从而使其研究上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
基拉尔的欲望理论首先建立在对我们笼统称为“欲望”的基本心理结构进行区分的基础上：一种是“需求”(appetite and needs)。诸如对充饥解渴的食物、水的需求，这是根植于人类生物生活的基本需要的欲望。另一种则是“欲望”（desire）。真实的“需求”能够真实地获得满足，而与之相反，“欲望”往往超逾于它表面上的目标，根本无法获得满足或无法获得真实的满足。这种“欲望”根源于人的一种倾向——人们倾向于在想象中对自己的生活加以渲染，陷入对某些人或目标的迷恋，因为这些人和目标看起来似乎具有某种我们自感缺乏的价值，他们象征着某种我们竭力追求而不得的完美和充实。[4]这种欲望不可避免地导向基拉尔称之为“摹仿的欲望”的欲望模式。[5]出于对那种作为更为完美和充实存在的渴慕，人们会瞄准他人的欲望目标，亦步亦趋地模仿他人的欲望。
这种欲望模式完全不象人们自己想象的那样是直线性地指向欲望目标的，相反，在这种模仿性的欲望模式中，欲望客体远不如作为欲望主体模仿楷模（model）的欲望介体来得重要，在这个由主体、客体、介体构成的三角欲望的模式中，主体更直接指向的是介体。作为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直线性欲望模式的挑战，基拉尔认为欲望没有本源的或者特许的目标，而是通过一个作为摹仿对象的中介选择其目标。这种欲望是“源于他者和对于他者的欲望（it is the desire of and for the other）”[6]。 而 “客体只不过是达到介体的一种手段，欲望觊觎的是介体的存在。”[7]对于基拉尔在文学中的发现，他会说：“介体的神性是小说天才的关键”。[8]
在基拉尔体系中，他使用“形而上欲望”（metaphysical desire）及“本体性欲望”（ontological desire）来意指这种性质。对于这种欲望模式而言，是我们心中的楷模赋予或提升了欲望客体的价值。因而，这种欲望总是有某种形而上性质。在这种关系中，介体在主体心目中仿佛是具有某种神性的存在。模仿者在介体面前近乎膜拜者对于他的上帝。因此，相对于宗教的对于上帝的“垂直超验”，基拉尔把这种相似但却是扭曲的对介体的秘密崇拜称为“偏斜超验”。“垂直超验”和“偏斜超验”有着相似的结构，更有实质性的差别。基拉尔用主体与介体间的距离来解释这种实质性的差异。“如果介体和主体各居中心的两个能量场的距离太大，彼此不接触，我们把中介称为“外中介”（external mediation）。如果两个场距离很小，因而或多或少彼此渗透，我们就把中介称为“内中介”（internal mediation）。”[9]
文化的禁止能够使一些模仿仅限于外中介范围，外中介形式的摹仿欲望或者说形而上欲望不会导致竞争、敌对和冲突，而往往是公开的坦然的崇拜和摹仿。而内中介形式的摹仿性欲望却是暗含竞争、敌对和冲突，而且还会孳生种种为掩饰这种秘密垂青而采用的策略，形成很多扭曲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恰恰是启蒙以来，能够抵御内中介的传统模式崩溃，导致现代社会大量滋生出内中介形式的模仿竞争。因而，谈到这种模仿性的欲望三角，并不等于说是主体有意为之，并非主体意识到自己的作为或具有清晰意图，相反，基拉尔认为这恰恰是潜意识的，在潜意识状态下，主体千方百计地掩盖、矫饰这种模仿。因此，这种看似目标明确的欲望，对欲望的当事者而言往往是盲目、偏狭而又狂热的。基拉尔由此看到这种欲望模式对于人类生活的巨大危险性，通过分析这种潜在的控制机制，他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忧虑。
民主政治的“他者”的暴政
有一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当然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相象，他以无法理解的和神秘的方式感觉到了上帝的真正缺乏和他者的确实存在，在他死之前，把自己心灵和自己孤独的心中的恐惧转达给我们，这颗心满怀对他的爱无力地跳动着，他已经不存在了，这颗心在无力地躲避存在的东西。[10]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
传统社会依恃宗教—形而上学来确定人的本质，宗教的一统性决定了古代人的群体生活样式，也决定了人们生存和精神的基本体验。随着宗教－形而上学的解体，现代人走向分化的社会存在，自然权利的至高无上成为最基本的现代原则之一，个体的生成被视为现代性的标志，欲望的个体更是尼采(Nietzsche)以后现代主义的基本主题。而个体的生成是以社会化为条件的，在欲望的自然权利与个体的社会性存在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在后基督教社会，原本交由上帝承载的价值诉求转而通过人们以契约方式建立的社会来承担。在启蒙思想家设想的这种契约方式中，却始终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隐患。对于人们的形而上欲望而言，主体与介体间距离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启蒙恰好是一个介体位置不断下降、不断与主体接近的过程，这导致了一系列现代性问题。基拉尔从现代社会的欲望机制来观察启蒙承诺中的虚妄，他的分析向我们表明了这一过程。
内中介的概念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诸如嫉妒、羡慕，怨恨这些关涉欲望竞争的人类基本情感范畴，这些情感的难解之处就在于它们始终由一种欲望三角造成，总是一种绑缚在一起的主体与介体间“楷模 /阻碍”(model -obstacle)的双重情结（double-bind），我们嫉妒、怨恨的对象往往就是我们衷心崇拜和模仿的模式，并且我们会千方百计隐藏这种模仿，使其具有各种堂而皇之的借口或以各类改头换面的样式出现。[11]如果是外中介的情况，因为介体高踞他们之上，不至与主体构成任何竞争关系，就像堂·吉诃德和爱玛·包法利尽管狂热、愚蠢地模仿他们的介体，但却是衷心崇拜的、可以公开进行摹仿的对象，不会与介体发生敌对和冲突。但到了《红与黑》中于连身处的世界，介体降落了，崇拜变得隐秘，而竞争和敌对变得明显，斯丹达尔所细致描写的那种“虚荣”清晰地表明了内中介形式的摹仿欲望。至于《追忆似水年华》马赛尔的社交场，那个充斥着“攀附”的世界，人们更要极力地把这种敌对加以种种策略性的矫饰，主体与介体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也就越来越隐蔽、越来越扭曲。最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那种所谓“陀思妥耶夫斯基案例”（Dostoevski c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