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既解决民事纠纷又不伤当事人双方和气，即达到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而如果一味地强调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那么就会造成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如果这样，调解的效率和效益也会大打折扣，难以实现运用调解迅速、高效地解决民事纠纷的目的。而且此条款规定也违背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的原则，不符合现代契约自由的精神。《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调解是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也是处分自己权利的一种表现。由此，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是调解抑或是判决。即当事人在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及不伤和气的心态，对事实不再调查，对责任不再追究，无论在何种程度上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都是当事人依法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因此，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不能构成调解的前提，由法院分清是非也无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
3、自愿合法原则在调审合一模式中的异化。
自愿合法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自愿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④。在程序上，这种自愿原则体现为当事人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但我国现行的是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在民事案件审理中，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而法官基于追求结案率或对错案追究责任等多方面的考虑，便会首当其冲地选择结案快、风险小、可规避法律问题以及省时省力的调解诉讼模式。在调解过程中由于其身份和地位上的优势，往往会使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调解，演变为在以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虽然有些当事人当时不愿意调解，但一般最终还是会接受，毕竟现在的调解者就是将来的裁判者。在实体上，这种自愿原则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下达成的协议必须是自愿协商的结果。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会利用其特殊地位向当事人施压，促使调解成功，这就容易产生强制合意。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协议虽然也是当事人同意的，但决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愿。合法原则是调解有效的前提条件，它也包括程序上的合法和实体上的合法。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这也就是说，调解可以在审判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那么程序上的合法也就无具体标准了。这也给法官提供了过大的任意空间，从而导致一些案件反复调解、久调不决、诉讼率低下；尤其是在调审合一的模式下，基于法官的双重身份，更容易造成人情案、关系案，甚至可能侵犯当事人的权利。
4、“反悔权”应用的任意性造成调解协议生效时间的不确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三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据此规定可知，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其并无约束力，只有当调解书被双方当事人签收后才能生效，在调解书送达时，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以任何理由反悔拒绝签收，这就很容易让个别当事人将此做为一种手段不正当地予以利用。譬如，有个别当事人故意先达成调解协议，过后即反悔不签收调解书，以此试探对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和底细，揣摩法官可能作出的处理结果。如此反反复复，把调解书当作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造成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借口。我国法律规定，调解书需经当事人本人签收后才生效。因而不能用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即使委托送达和邮寄送达也存在诸多不便。而且按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以最后一方当事人签收时间作为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当一方当事人先签收时，调解书有无效力以及何时生效都不确定，而后一方当事人在签收时就有更多的时间对调解书内容进行权衡利弊，造成了客观上的不公平。有很多案件，虽然当事人在法庭上达成了调解协议，但调解书很难快速送达到双方当事人本人，使调解协议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民事法律文书“送达难”在我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5、法院调解的方式没有明确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未明确规定诉讼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用的最多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这样便很容易出现“和稀泥”的现象，也让一些徇私枉法者有机可乘，造成一些人情案、关系案，极易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模式的思考
要想改革和完善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现代的法院调解机制，提高诉讼调解功效，使我们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在调解程序中要充分体现自愿则，弱化法官的主导地位，强化当事人在案件调解过程中的主动权
现行调解制度的本质是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调解程序的启动和调解的内容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所以就要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对一审普通程序而言，进入诉讼程序后，选择合意解决纠纷还是审判，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并以向人民法院递交书面的申请为条件，法官无权主动召集当事人调解。调解协议的具体内容也应由双方当事人提出，并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法官不能以自己的职权身份提出调解方案，法官只作为一个公正、中立和消极的第三方，可以提出建议，可以为双方调解创造条件，以促进案件调解的成功。一旦当事人不愿用此种方式解决纠纷，案件即转入审判程序。
2、对当事人的“反悔权”应加以严格限制
诉讼调解是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合法权利的一种体现⑤。如果允许当事人一再反悔，不仅损害了法院的权威，也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而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双方为妥善解决纠纷，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所以只要双方当事人在达成的调解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样做不仅使调解协议有了明确的生效时间，而且还可以有效的利用现有的有限司法资源，加强法院对当事人调解的约束力，使当事人注重调解，明白达成调解协议的权利和责任，有效避免当事人滥用调解权和反悔权。
3、缩减诉讼调解的范围
诉讼调解在实际运用中的过度膨胀，是诉讼调解饱受指责和批评的原因。按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调解似乎可以运用于一切民事案件，而且在一审、二审及再审程序都一律适用。笔者认为此范围过于宽泛。建议对于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纠纷，如婚姻、抚养、赡养、收养、监护等均能适用调解，但对于涉及社会公益的民事冲突，如
人事、公害等诉讼则不适用调解。而且调解具有反程序性和流动性，应把它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这样才能保持诉讼的平衡而不至于引起混乱，诉讼调解才会恰如其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诉讼调解应仅限定在一审程序中适用。在二审尤其是再审程序中则不适用诉讼调解，因为再审程序一般是由指定的国家
机关依法提起，是一种事后纠正程序，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有错必究，才能充分体现其程序价值，因此不应适用诉讼调解。
4、规范调解的进行方式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重心在庭审上，调解工作作为活动的组成部分，也应当在庭上完成。当事人自愿同意调解的意思要表达在庭上，自愿解决纠纷的协议要达成在庭上，对于这“两头”之间的说服工作可以视情况灵活处置，能在庭上完成的尽量在庭上完成；难以在庭上达成协议的，则可以休庭，变换场所，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创造和谐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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