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否可能将讨论从意识形态话语转换为知识论的话语？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播媒介并不只是意识形态或特定文化价值观的载具，它更是作为知识经济运行的关键环节，作为现代社会中组织和个人的反思性实践的工具，作为社会公平参与和合法监督的公共空间，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作为国际合作与生存发展的领域。事实上全球传播网络已使各国互惠。如欧洲视觉新闻交换组织(ENE)等已在几十个国家间执行了提供新闻片断的协定。即时新闻报道现已成为全球新闻业的追求目标，全球化新闻在全球性生态问题、金融危机、区域冲突、跨国犯罪等方面的报道显示了预警作用，也积极传播了国际和平、环境保护、科技进步的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媒介体现着越来越多的共性。
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多渠道的即时的真实的信息，自由的灵活的开放的思维与交流，是知识创新的基本条件，也是未来知识工作者的良性生活环境。现代社会的机制，如市场竞争、风险机遇和效益评估等，都必须由组织和个人独立决策。这里所说的组织，不同于高度行政一体化社会的政治集团或所谓“单位”，而是合法运作的独立利益实体。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实践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行为特点。反思性是对自我行为效果的即时的持续的监控和校正。反思性实践当然不可能依赖“上级的指令”，而只能依靠对于信息的捕捉、分析。倘若社会的信息环境是高度集中的、偏倚的、单向度的，势必造成整个社会的实践活动盲目而迟缓。⒃未来社会的国家政治稳定，也需要通过公民的参与和监督取得执政的合法性，需要各种利益实体的对话、谈判、妥协以求取各方的合作。传播的公共空间便是这样的对话圆桌。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多元的反馈和参与交流，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使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目标一致，是至为重要的。以特劳的话说，我们应把话语定义为通过意义交换以达成协商的现实的符号化过程。⒄
传播媒介在总体上应当为全社会的经济文化进步、推进政治民主化和保护本土传统文化作出积极努力。在这一点上东西方似乎没有分歧。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特定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及发展策略的差异的缘故，在媒介体制和功能实施方面难以取得共识。西方普遍认可的传播自由，是指没有检查制度、许可证和政府其他的控制，以便公众有不受妨碍的自由表达的权利、自由接受新闻、思想主张、教育和文化传统的平等权利。然而当这些自由具体到对于新闻媒介来说是否有从任何信息源获取并传播信息的自由，是否应当避免媒介资本拥有者和广告商隐蔽地操纵受众，媒介是否应当坚持否定批评的编辑方针等问题，则没有明确的统一意见。即使西方传播界的左派学者，极力打破对传播自由的粉饰，持续揭露其实际运作的不自由，(一些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如议题设置、把关人、沉默的螺旋等模式也不同程度暴露了非完全自由的实情)，但却是从更激进的立场追求传播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从相对保障传播自由的规约中获得了不少益处：对于掌权者和施政集团或机构的密切的公共监察，向社会公众提供关于掌权者的充分信息，即使这种信息的提供因为迎合市场趣味而过分侵犯到个人隐私；给予公民自由表达观念、信仰的机会；保证社会组织和个人处于信息丰富的便于自为自决的环境中；为文化和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反思、变革、创新提供有活力的和具宽容弹性的空间。传播的多样性使潜在的对立的群体可以通过交流增加理解而限制了社会冲突，为边缘的少数人的利益和观点提供生存和表达机会，因此而增加了社会的丰富性、自我调适性。
一些学者也充分意识到传播媒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团结，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必要的自我约束。麦奎尔指出，任何掌权者都强调传播媒介应心照不宣地支持维护社会秩序。问题是，多元的社会不只有单一的支配秩序。媒介应当通过关注社会不公平状况而促进社会改良和整合，而不应当鼓励、渲染罪案或违法行为而破坏法制和秩序。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战争、国防机密、恐怖主义威胁、外国颠覆等)，传播自由应当根据国家利益受到限制。在关于性、暴力和语言使用等涉及基本道德、公正和趣味的问题上，媒介应当按照为人民大众普遍所接受的准则对传播内容进行控制。同时，传播的内容和语言应当体现出人民的现实生活。媒介应当致力于弘扬本国的文化遗产，积极推动文明教育，鼓励高品质的文化创造。他主张扬弃旧的传播观念，在传播制度、职业伦理等层面进行变革。⒅这些观点是可以为我们所汲取的。总之，全球化的传播网络，一方面造就了美国的霸权，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世界多极化提供了基础条件，并孕育着新的社会形态，即由知识取代资本主导社会的形态。⒆我们需要调校原有的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视角，以新的观念、开放的姿态进入全球化传播时代。
注释：
⑴ 这些研究见于以下文献：E.罗杰斯(Rogers):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Critical Perspectives. Berely Hills,Calif. ;Sage,1976. H.I.希勒(Schiller):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NewYork ,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6. M.特劳(Tehrauian ): Development Theory and Communication Policy: the Changing Paradigm , in G.J.Hanneman and Melvin Voigt (eds.)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vol.1.Norwood,NJ:Ablex 1979. UNESCO : Many Voices , One World : Communication Society Today and Tomorrow. Paris:UNESCO,1980. D.哈威(Hav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Oxford: Blackwell.1990.
⑵ 参阅A.吉登斯(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ress. 1984. 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ress. 1985.
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⑷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6章，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⑸ R.杜波夫(R.DuBoff): The Telegraph and the Structure of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1845—1890.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8 (1983) pp.253-77
⑹ P.J.休杰(Hugill) : Global Communications Since 1844: Geopolitics and Technology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p.2
⑺ H.A.英尼斯(Innis):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1
⑻ 同注5. pp.224-39
⑼ D.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Blackwell. 1989. P.147
⑽ 参阅K. D.迪松(Dyson)和J. 休菲雷斯(Humphreys)(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R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