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德里达的历史语境与支援背景*
日期：2006-5-31 9:35:33
早期德里达的历史语境与支援背景*
早期德里达的历史语境与支援背景*
关键词：德里达； 黑格尔； 胡塞尔； 海德格尔
晚近的法国哲学主要是对3H（即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主旨思想及其所提出的问题的阐明和深化，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1](P9)。但是我发现，与这一事实同时呈现的是一道令人称奇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景观。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德国思想史上虽分属不同的历史时期，且他们的问思方式和理论根基截然不同，但他们却在一个狭窄的历史时段几乎同时挤入到法国学术界，这从下面几个事件的时间表上就可以看出来：1939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一卷由J. 依波利特（J. Hyppolite）译成法文出版，1941年，《精神现象学》第二卷问世；但是，一方面，胡塞尔的《笛卡尔式的沉思》早在1931年就已经与海德格尔的《论根据的本质》同期在法国面世，而另一方面，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直到1963年才有了完整的法文版；当依波利特等最优秀的黑格尔主义者在三十年代登上学术舞台时，1930年的G. 古尔维茨（《德国哲学目前的倾向》）和勒维纳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的现象学研究已经颇见功力，至于法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从1943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直接的对抗”[2](P658)就已可见一斑。短促的时间、狭窄的空间，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多元而交错的对话，这一切使3H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产生了匪夷所思的效应：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在遭到扭曲和误解之后才进入到法国人的视野。例如，从20年代起，法国学术界就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并无本质不同，他们想通过贬低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方面向人们呈现出一位胡塞尔化了的黑格尔，而且甚至想向人们呈现出一位黑格尔化了的胡塞尔，依波利特直到六十年代还在尝试对这两种现象学之间的相近之点进行揭示，施皮格伯格对此“惊奇”不已：
“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德国现象学的人来说，法国现象学令人感到惊奇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毫不犹豫地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理所当然地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近，甚至是从那里起源的。不管这种联系是否能够证实。”[2](P609)
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进入到法国时也在萨特、梅洛－庞蒂和勒维纳斯等人那里进行了过滤，特别是萨特，他对德国思想的扭曲差不多与他对法国学术的贡献一样巨大，他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误解使得后一代法国学者几乎不得不从头开始，90年代以后德里达在回忆往事时对此仍深有感触：
“我们已开始以另一种更为严格的方式去阅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与萨特分道扬镳了。”[3](P28)
德里达正是成长于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时期，这使得他的哲思的支援背景显得盘根错节且极为费解。我的理解是，德里达在进入胡塞尔文本之前以及在现象学研究的过程当中，他在理论上的支援架构并非是原教旨意义上的3H学说而是经过法国思想家（也包括德国学者）扭曲、误置、过滤和折射了的思想，共有三条隐性的支援背景支配着德里达的运思。
背景一：经过依波利特(还有德鲁兹)诠释的黑格尔
在德里达的第一部作品（虽然直到1990年才出版）《胡塞尔哲学中的生成问题》（以下简称《生成》）中通篇见到的是对“辩证法”毫无顾忌的使用[1]，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他与黑格尔的关系。不过，这里的黑格尔已经是经过依波利特所中介过的黑格尔了。依波利特对德里达的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德里达“延异”(différance)原理的第一要素“差异”（difference）概念最早见之于依波利特的“思辨性差异”（speculative difference）。依波利特通过黑格尔的差异和矛盾思想竭力构想发生在逻辑生成之中的差异之本质，他认为，经验意义上的量的差异意味着一物只有在它的他物中才能发现自己的存在，矛盾内在于存在自身之中。[4](P187)
第二，有限性的不可或缺问题、完全恢复意义的不可能性以及直观主体存在的多余性。前者是德里达在《生成》中借以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以及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区别开来的主要指征，中者是德里达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译文与导论》（以下简称《几何学的起源》）中与胡塞尔进行抗争的立足点，而后者则是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解放含义之束缚的有力武器。这三点我们都可以在依波利特下面的一席话中找到：
“谁或什么在说话？答案既不是‘某人’（或者说，das man）也不是‘它’（或‘the id’），更不是‘这个我’或‘我们’。‘辩证法’这个名字是黑格尔所复活并加以阐释的，它标志着事物自身的辩证法，它不是知识的工具，它自身就处于这一问题的核心之中……对黑格尔来说，这不是一个否定神学的问题，也不是所谓的超越意义之外的意义问题，而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有限性问题、一个意义之丧失（就像我们谈到事业失败一样）的问题，这一失去的意义绝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恢复。”[2]
第三，德里达使用了依波利特在阅读黑格尔中所开发的术语，如“向有限的过渡”，“绝对者是过程”等等。此外，依波利特所理解的本质与现象的相互开放、相互转化实际上就是德里达在《生成》中所说的观念与事实、先验与经验的相互污染。[4](P186)
第四，G．德鲁兹对德里达的差异概念也给与了极大的启发。德鲁兹在1954年给依波利特的《逻辑与存在》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法国与外国哲学评论》 (1954)上，他说，“在所有这些当中有一点是，依波利特同时表明了自己的黑格尔性：只要差异被提升为绝对之物，就是说，提升到矛盾，那么存在就能够与差异相同一。思辨的差异就是自我矛盾着的存在……以[《逻辑与存在》]为基础，我们可以这样问：难道我们不能构造一种差异的本体论吗？——这一本体论不必上升到矛盾，因为矛盾低于差异，或者说不会高于差异。难道矛盾本身不就仅仅是差异的现象的以及人类学的方面吗？”[4](P188)
我们知道，德鲁兹与德里达同为依波利特的学生，而且德鲁兹在1968年出版了他的名著《差异与重复》。从上面所引的这段话来看，依波利特及其两位高足早在5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探讨差异（difference）问题，而且他们的研究理路非常独特，如差异的绝对性、差异与存在的同一、差异不同于且高于矛盾等等，这些都是德里达后来一直坚持的解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德鲁兹把差异本体化的倾向直接为德里达在《生成》中所吸收。
依波利特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些，德里达对此也是乐于承认的。德里达在《几何学的起源》的一个脚注中明确说道，依波利特的《逻辑与存在》是“一个在诸多方面对黑格尔和胡塞尔思想进行深层聚合(convergence)的著作”[3]。
背景二：经过萨特、芬克和唐·迪克陶折射过的胡塞尔
这三位人物都是德里达学术上的前辈，他们对德里达心目中的胡塞尔形象的塑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德里达正是通过他们才知道了现象学的独特工作方式、与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