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比金字塔结构还要复杂。[11][11]
笔者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简称ISEI）的研究方法，该方法是综合了人们的多种社会经济因素而排列的顺序和分值，是一种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该方法采用的是国际标准化职业分类体系，而且在形成该指数时，将教育的和收入的指标也作到了国际标准化，从而解决了国别差异问题。所以采用该方法测量，是能够反映实际社会经济地位的。笔者使用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既下面是一条比较长的“横杠”，得分是23分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而组成该分值的职业群体基本上就是农民，包括从事大田、棚架等农作物种植的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和其他种植养殖业从业人员、
畜牧业生产人员、家畜家禽等从业人员，收垃圾为生者，清洁工等。其中的主体，占该组91.2%的都是从事大田劳动的农民，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即在上述的63.2%中，58%都是大田农民，另加上5.2%的其他一些体力劳动者。这些人构成了丁字型社会的最下面的一个巨大的群体。该群体反映了中国的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社会下层的比例过大。
其他各阶层形成一个大体上是“立柱”的形状，竖在这个“横杠”上面，所以，总体形状是一个倒过来的丁字型的结构。其实，这个数据模型反映的是一个很简单的现象，即中国城乡分野的现实：作为人口中多数的农民形成一个“横杠”，而城市就业者大体上形成一个“立柱”。
笔者以为，丁字型的社会结构是造成社会不和谐问题的根源。丁字型的社会结构，由于其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因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以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目前，中国社会运行的巨大难题就在于，丁字型结构造成的社会群体之间需求差异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间阶层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总之，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犯罪问题、秩序问题、治安问题、贫困问题、艾滋病问题、卖淫问题等等，都可以从丁字型结构和结构紧张上得到解释。
笔者认为，如果要想从紧张型社会进入宽松型社会，最根本的还是要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那么，如何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呢？笔者曾经提出过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真正实现第一产业就业群体向第二产业就业群体的转变，即实现目前已经进入工业领域的
乡镇企业工人、城市农民工的正规化就业的任务。目前，任务的焦点还在于第一步，所以，社会政策的配合主要还是在于为第一步的转变
服务。比如，第一步对于教育的要求还在于国民普遍受到9年以至于12年的教育，强调操作型专业技术的
培训，所以，教育的投入，应主要导向于中、小学领域。第二步，实现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完成扩大中间阶层的任务。从历史上看，从1982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在跨度约20年的时间里，中间阶层里的两个典型群体，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变化很小，所以，也很难指望这两个群体会在短时期里有较大增长。而中间阶层的增长主要依靠商业、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增长。所以要培育适于这些阶层发展的社会环境，比如，提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技术与文化水平。此外还要研究如何培育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
综观我国改革26年来的社会结构转型，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目前的进展也还算顺利，唯一的问题就是，不可能指望速度很快。中国社会属于人口巨型社会，农村的包袱又如此沉重，社会转型必须要有耐心。虽然，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在进行，但是，转型的时间是相当长的，笔者曾经计算，所需时间，从2000年算起，大约需要40年时间。这就告诉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需要我们全民族为之长期奋斗。
注释：
[1] 郑杭生、李强等：《社会运行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05页。
[2] 宋健，宫锡芳，宋子成，孙以萍：“中国理想人口目标的定量研究和优化分析”，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集，《人口研究》增刊，1981年。
[3] 转引自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4] 报道：“中国青年第一欲望：发财”长春：《新文化报》2005年7月20日第6版。
[5]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第一版。
[6]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56, p214.
[7] James C. Davies,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ume 27, No. 1, 1962, p5-6.
[8] Albert O. Hirschman, Essays in Trespassing: Economics to Politics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p. 40-41; W. G. Runcima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1966, p. 10.
[9] 参见顾杰善、刘纪兴等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11月第4页。
[10] 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学术界》2000年第3期（2000年5月）。
[11] 李强：“‘丁字型’的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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