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角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日期：2006-5-29 1:11:38
从社会学角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社会学角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只有理解了这个关键时刻，才能理解和谐社会对于我们的重大意义。26年的经济迅速增长一方面成绩很大，另一方面，迅速膨胀的经济，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贫富差距严峻、社会保障缺失、犯罪问题严重等等。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改革实验就难以成功。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协调好社会的各群体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全面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所以，本文第一部分谈了和谐社会的十个基本条件。当然，这十个条件只是一般原则，在不同时期也不是没有重点的，在当前，笔者认为，核心问题或关键问题是特别要协调好社会的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要着重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问题。所谓协调利益关系，最为核心的还是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有关群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关键是财富、收入在各个群体之间如何分配。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从收入分配入手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人先富的观点，他的目的在于启发经济的动力。26年后，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解决了，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持续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动力不足，反而是动力有些“过度”了。当然，事物总是辩证的，在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带来经济发展动力的同时，贫富分化的问题日益变得突出了。
那么，今天中国大陆的收入分配、贫富差距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应该说，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我们知道，测量贫富差距国际上通用“基尼系数”的方法，中国的经验也证明采用这个方法能够比较好地反映真实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改革以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改革以后不断攀升，1988年达到了0.38的水平，1994年达到0.434，1997年为0.4577。根据最近做的一些研究，比较了2004-2005年的一些调研，笔者认为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的水平。
基尼系数0.5的水平，在国际上比较应该是比较高的差距水平。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十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我们国家虽然还没有达到这些国家的水平，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在改革以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贫富差距从0.33上升到0.5的水平，确实是上升速度太快了。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确实是严重的问题。上述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大多分布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国家均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带来了社会动荡，最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吸取这些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的角度看，我们国家目前基尼系数0.5的水平，确实到了应做出政策调整的时候了。
从另一个极端看，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是：奥地利基尼系数0.231，丹麦0.247，瑞典0.25，挪威0.252，芬兰0.256，德国0.281。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确实比较低，它们的情况比较符合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所描述的高收入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大体都在2.5万美圆以上，其贫富差距之所以小，重要原因在于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养老、失业救济和贫困线等社会保障体系。而我们国家的人均GDP只有1千多美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水平确实无法与这些国家相比较。而且，我们已经有过经验教训，在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用计划体制强撑着建立高覆盖的福利保障体系，其结果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整个国家变得更穷了。
所以，笔者以为，贫富差距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处理贫富差距问题要考虑的因素也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探讨。第一，造成中国贫富差距大的原因。中国的贫富差距大与中国的区域差异大和城乡差异密切相关。那么，有人会反驳说，改革以前区域差异也很大，为什么贫富差距比较小呢？笔者曾有《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一文解释，证明改革以前中国是政治分层社会，当时人们政治地位的差异并不小。第二，贫富差距与公平效率的关系。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确实与该社会的效率有关。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率看，以及从各国之间的竞争角度看，贫富差距也不是越小越好。如果讲贫富差距小，中国改革以前贫富差距小，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最小，但是，我们都知道改革是对的，不能回到改革以前，不能回到“文革”政策。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改革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有很大提高，这与收入分配的刺激有关。从国际经验看，前述的高福利国家贫富差距确实小，但是，经济的竞争力也不强。而经济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比如美国，贫富差距也是不低的，近年基尼系数约为0.4。所以，这里关键是要把握好一个“度”，既保证经济的持续高速度增长，又不使得贫富分化太严重。第三，当前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如果仔细考察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的话，自改革以来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的政策与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思路是一致的，26年来，这项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目前，基尼系数达到0.5的水平，是否意味着，在政策上应有所调整呢？其实，如果仔细阅读党的16大报告，报告在关于“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一节中，已经提出：“再分配注重公平”的观点，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微调。如果细心考察中央2003年以后的政策，也可以看到政策上的调整，比如：2004年中央关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决定，又如中央关于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2005年对农村合作医疗增加中央拨款的决定等，都体现出了在收入分配上的调整。总之，在继续坚持效率优先的政策的同时，在再分配中重视公平，实行通过再分配向低收入者转移支付的政策。第四，从长远的政策取向看，笔者以为，有五个方面的对策不可忽视：其一是城乡关系的调整，中国最为主要的贫富差距还是出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所以，解决“三农”问题才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根本出路；其二，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与贫困是孪生关系，所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下岗可以缓解贫困；其三，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这是调节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渠道；其四，通过税金调整，完善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等多种调节手段；其五是推进基础教育，以往的研究证明，一个国家的平均教育水平与贫富差距呈反比例关系，所以，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可以缩小贫富差距。
第二，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的关系问题。中国当前的社会的不和谐问题比较突出地表现为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方面。什么是利益群呢？笔者以为，所谓利益群体就是“在物质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或有一致的利益要求的人所构成的群体”，这里所说的物质利益核心是经济利益。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社会的群体差异或矛盾问题，绝大多数是以利益群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实，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社会学家就开始用这个概念分析[9][9]。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曾采用利益群体的分析方法[10][10]。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采用利益群体的分析方法，比较能够反映中国社会矛盾的真实情况。
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是以经济为主导的改革，所以，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就是经济利益的分化比较明显。矛盾和冲突大多与经济利益有关。而所谓不和谐，也主要是因经济利益的差异、分化、对立造成的不和谐。比如，改革以前，城市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