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造成的人口“乘数效应”后果太严重。比如，在实际人口1650万的北京，即使仅仅四分之一的人乱扔垃圾，那也会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所以，良好的社会化形成的内在约束比什么都重要。
第十，有效地控制了分裂性社会行为。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最后防线。在发生重大社会冲突的时候，任何政府都会采用强制手段制止冲突。当然，有效的控制可以防止社会局势的恶化，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社会的稳定。它可以防止社会发生混乱，但是，如果到了这一步，社会仅仅依靠控制手段，要想实现和谐就很难了。
二、为什么在当前要特别强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自党的四中全会以后，中央特别突出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的理论观点。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的重大意义，他说：“从国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5][5] 这就是说，我国的发展既有机会又有风险，可以说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了高风险的时期。本文这一部分就是试图从社会学理论角度分析，为什么说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时期，以及为什么特别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
从1979年到2005年，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已经有26年了，年均GDP增长超过了8%，持续增长的时间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根据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到2003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0.36万亿，到2005年3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2万亿元。这些当然都是好的消息。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1000至3000美圆之间的时候，也是社会结构高度紧张、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高风险阶段。
为什么呢？难道“不发展”反而结构稳定、矛盾不容易激化、社会风险反而小？发展反而会带来不稳定吗？事情确实如此！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社会学理论。关于经济发展、政治自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动荡的观点，最初是由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提出来的。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发现，经济越是繁荣，政治自由越能在一些地区获得广泛基础，这些地区的不稳定特征就越突出。
托克维尔的研究发现，在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前的一、二十年时间里，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受到了尊重，国王开始关注贫困者的疾病问题，政府很少对于穷人采用暴力手段，反而减免他们的税额或给穷人以救济。在这一时期，法国经济比较繁荣，增长率比较快，个人比过去也更为富裕。于是，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由于萧条、衰退和条件恶化。一个习惯于忍受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有压迫的存在，而当这种压迫减轻了时，他们反而意识到了压迫，于是开始反叛。被革命摧毁的统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进和改善的时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恶劣统治的教训的时候，往往就在它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革命却发生了。”[6][6]
自托克维尔以来，不少研究者都曾经用一些国家的资料和史实证明：发展带来了不稳定、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风险。比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和格尔等就用很多资料证明了J曲线理论，他们用这种理论阐释，为什么在经济处于繁荣的时候会发生不稳定[7][7]。J曲线理论解释说，客观生活状况的改善会导致人们产生更高的期望值。当期人们望值增长得比客观状况改善的速度还要快时，就会导致人群中更高程度的被剥夺感。该研究认为，动乱常常发生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因为，这时人们的期望值已经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而实际的经济条件却又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于是，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所以，J曲线理论认为，人们的高期望与期望难以得到满足之间的巨大差距导致了动乱的发生。如果针对中国的情况，就是说，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不稳定就难以发生，但是，如果在高增长之后出现经济滑坡，那么就要警惕动乱的发生。
对于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产生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库兹涅茨是用“倒U形曲线”理论解释的。他认为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是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发生的现象。如果用他的理论解释中国改革的话，那就是，在改革以前经济不发达的时候，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也不大。改革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体制不完善，漏洞很多，从而导致了不公平的增长。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社会
福利和
社会保障体制的逐步健全，贫富差距又会缩小。
此外，解释高增长期的高社会风险的理论还有：赫西曼的“隧道理论 ”和
朗西曼的“ABX理论 ”
[8][8]。与上述戴维斯和格尔、库兹涅茨等的理论相比，赫西曼和朗西曼的理论更偏重于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解释社会不稳定和社会动荡产生的原因。简言之，他们认为，人们满意不满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相对比较的结果。在经济迅速发展时期，某一个人如果看到自己的朋友、亲戚、熟人的收入不断增加了，而总没有自己的份，他就会感到不公正，甚至会采取过激行为或违规行为。有时候，其实，这个人的收入水平也增长了，但是，增长的速度没有别人快，而这个人的欲望却比别人强烈得多，他总是与更高的收入者比较，结果，他还是不满意，甚至是极大的不满。所以，赫西曼和朗西曼的理论说明，即使在照顾了一些人利益的情况下，矛盾和冲突还是会发生。
总之，上述理论说明，发展与不稳定、不和谐往往是共生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人群中利益格局的变化与调整，所谓利益格局的变化和调整必然是有些人获利多一些，有些人获利少一些，有些人利益相对受损，有个别人甚至会出现利益绝对受损的情况。获利的当然会沾沾自喜，而受损的或获益较小的却常常会发生心理失衡。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情况。
经济是基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带来与经济相关连的其他多方面体制的变革问题。比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财富的积累，而财富的积累和集中带来了金融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的问题。所以，在当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候，我们要居安思危，要随时发现潜伏着的问题和危机，及时调整社会利益结构，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一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在中国改革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提出的战略构想。二十多年来，我们进行的是在全世界都有重大意义的实验，正因为如此，中国也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验中，可比较的有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他们也是一种实验的模式，他们采取的方式和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国家采用的是邓小平同志的制度设计，邓小平使用“改革”一词，改革这个词意味着，在经济与社会的改变中，是用渐进和改善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不是完全打碎原有的体系，重建一个体系。“打碎原来国家机器”的方式，在历史上和全世界也不乏其例，其损失是很大的。“打碎”之后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去重复原来的许多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1979年以来的变革跟苏联和东欧就很不一样。他们采用了打碎原来的国家机器然后重建的方式，这就好比是一个人，把他的心脏做了手术，同时也将肝、脾、肾，全都换了。那么这个人，没有很长的时间肯定是恢复不了的。而且还得有个前提，就是他的每一项手术都做得非常成功。在这种社会实验中，苏联和东欧是一种模式，我们中国实际上是给世界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发明者应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实践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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