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对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含义和分配规则的理解和认识还存在着较大分歧。鉴于此，本文试图准确解释民事举证责任的含义并阐释其分配规则。
一、理解民事举证责任
民事举证责任
制度既是以当事人主导为原则的诉讼制度的必然内涵，又是“判决型”程序结构中最重要的正当性原理，为
法院在案件真伪不明时做出的判决提供正当性根据。因此，举证责任制度既是“判决型”（审判程序）程序与“调解型”程序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制度原理 [1]，又是“判决型”程序与强制执行程序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制度原理。
在现代民事证据
法律制度中，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从提供证据或者行为意义的立场把握举证责任，即提供证据责任、行为举证责任或主观举证责任，是指对于利己案件实体事实，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民事诉讼中，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只要提出了利己的案件实体事实，在通常情况下对此事实就得承担行为举证责任，所以承担行为举证责任的直接原因是提出了利己的案件实体事实。二是从说服法官或者结果意义的角度看待举证责任，即说服责任、结果举证责任或客观举证责任，是指在审理终结时（此时法律所许可的证明手段已经穷尽 ），案件实体事实真伪不明的（non liquet），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应当负担不利益判决（败诉）的后果。因此，承担结果举证责任的直接原因是在审理终结时案件实体事实真伪不明。可见，与证明标准直接关联的是结果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一种自由心证完结（审理终结）时才能产生功能的法条适用原则（结果举证责任），同时又是一种通过辩论主义而反映出来的当事人的行为责任（行为举证责任）。[2](P.442)事实上，“举证责任”这一术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相区别的概念：行为举证责任和结果举证责任。
当事人履行行为举证责任的行为，即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提出的利己事实，在大陆法系属于当事人攻击防御方法和取效性诉讼行为，受到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制，所以行为举证责任属于诉讼法的范畴。对“行为举证责任”冠之以“责任（duty）”是很贴切的，因为“无行为就有不利益的负担”。对“结果举证责任”称之为“责任”却是不合理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结果举证责任先于诉讼而由实体法预先规定，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危险（risk）”，自诉讼开始一直由固定的当事人一方在观念上承担，至审理终结时出现了non liquet才真正实现。之所以结果举证责任被称为“责任”，主要是因为历史上的举证责任指的是行为举证责任，后来举证责任被赋予结果举证责任的内涵却仍然以“举证责任”作统一称谓，即以“举证责任”这一术语统称不同内涵的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
结果举证责任作为一种潜在的不利后果，促使当事人积极承担行为举证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举证责任（的承担）是以结果举证责任为前提。当事人充分承担行为举证责任，即意味着案件实体事实的真实性得到了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从而摆脱了结果举证责任的承担。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存在于辩论主义的程序中。在辩论主义制度下，当事人（原告）提出诉讼请求的，就有责任提供或主张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案件事实（即主张责任），通常情况下该事实主张者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即行为举证责任），法院只得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和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作为判决的根据，若当事人未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而此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的，则意味着该当事人没有说服法官采信此事实，据此法官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的主张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均为辩论主义的内涵，换言之，辩论主义要求作为法院判决基础的诉讼资料（事实和证据）应由当事人负责收集并应向法院提供。
在制度史和学术史上，人们之所以将结果举证责任的内涵纳入举证责任这一概念中，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盛行“私法至上”的认识和做法，并且民事案件只涉及私益，与之相应民事诉讼采用辩论主义（辩论主义体现了当事人对判决基础的案件事实证据的处分，意味着从程序方面尊重当事人间接处分自己实体权利的自由。解决私人之间民事纠纷的民事诉讼，基于私法自治，理应以较能尊重当事人意思的判决内容为宜。为此，必须在主张事实收集证据的程序阶段将此种任务交由当事人自行解决）。 在辩论主义之下，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并且两者在范围上是一致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许多人认为，主观举证责任是客观举证责任通过辩论主义的“投影”。事实上，民事诉讼当事人一方承担结果举证责任，也体现了当事人自我负责的原则和判决“非黑即白（all or nothing）”的性质］。 因此，很自然地，提出利己事实的当事人应当提出充足证据来证实该事实（行为举证责任），若因未履行行为举证责任而在审理终结时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则承担败诉的判决（结果举证责任）（事实和证据同一（或共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该原则要求，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案件事实和证据资料，如法院认为真实的，对于他方当事人亦为真实；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不论何方当事人提出，均可做为法官认定事实的根据；对于同一事实法官为心证基础的证据亦必同一。应当注意，证据同一是指要求调查证据的结果同一，并非指证据方法的同一。事实上，事实和证据共通原则可避免就同一事实和证据反复调查而产生的不必要的诉讼浪费）。 但是，后来随着对涉及公益民事案件的关注，行为举证责任的概念变得暧昧不清，与结果举证责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离。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 在大陆法系，对于涉及（正当）公益的民事争讼案件（如
人事诉讼案件等）和非讼事件中的事实，不适用辩论主义而采行职权探知主义。在涉及公益的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并不负行为举证责任，即当事人的行为举证责任被虚置，这一制度空白实际上由法院职权探知的责任（即调查责任）所填充［采取职权探知主义的理由主要是，法院依职权主动探知事实和证据较能发见真实，对于涉及公益的案件，不能任由当事人提出虚假的事实证据，所以为发现真实和维护（正当）公益，由法院以（正当）公益维护者身份依职权探知案件事实真相。必须明确，法院职权调查责任是基于其作为国家
机关所承担的维护（正当）公益的职责，所以法院职权探知案件事实真相是其以（正当）公益维护者身份履行其调查义务，并非行为举证责任］。 若审理终结时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的，则由提出该案件事实或诉讼请求的当事人承担败诉的后果。实际上，无论是在职权探知主义的程序还是在辩论主义的程序中，均存在着结果举证责任，因为发生结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