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整理者马承源先生介绍，“诗无隐志”章与“子羔”章、“鲁邦大旱”章同属一编。［10］［p7］故“诗无隐志”章在文献流布过程中，其为单篇行世，独立成书，非附于经下。这点符合“传”、“说”之类的文体特征，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14］［p269］可见，至西汉初，“传”、“说”等尚独立成书。而从另外两篇的内容看，“子羔”章记述了孔子回答子羔有关尧、舜禅让及“三王之作”的问题，“鲁邦大旱”章则记述了孔子向鲁哀公和子贡阐述祭祀山川鬼神与“正刑与德”的问题，也应属于“传”、“说”、“记”等文体的范畴。因此，以上三篇内容毫无联系的文献，能够合编在一起，文体大致相近很可能是原因之一。
“传”、“说”都起源于先秦，《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河间献王收集的许多古书“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在形式上，“传”与“说”彼此并无截然的区别，但在时代上，先秦多以“传”名，而从西汉中期开始，“说”体渐兴。［15］［p67］朱渊清先生认为：“称‘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