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极其频繁。
这三层不同权力的设置与划分，构成了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特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各自代表了氏族或部落各集团的利益，这一点越往后，特别是到了国家产生的前夜就更加明显了。我们根据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国家政体的产生应有多种形式，即：
军事首长权力→未来王权政治→君主政体；
议事会权力→未来贵族政治→贵族政体；
人民大会权力→未来民主政治→民主政体。
从上述的模式中，可以看出由军事民主制的政治形态，派生出三种国家政体类型，而它们和它们之间的交叉又会产生更多更繁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承认这一具体事实，才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国家产生的形式，特别是“亚细亚古代”国家产生的具体途径，从中找出其内在的联系性，找出其规律性的统一。
再次，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也是难点；
我们以为，尽管“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是，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从客观的角度上讲，却只能有一个，不会有“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两个标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讨论或衡量一个国家形成的问题。
按照恩格斯的意见，国家形成的标志即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总共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 13
前者构成了“国家的基层单位”，后者“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我们拿这两点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去讨论或衡量“古典古代”社会，当然没有问题，也无须我们再作讨论。因为本来恩格斯就是从“古典古代”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两点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去讨论或衡量“亚细亚古代”社会，例如像我们中国古史实际，就显现出有它的局限性。关于这一点，已经引起不少的学者注意。我们认为，作为讨论或衡量一个国家形成的标志，不妨以“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为主，以“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为辅，因为作为国家形成的主要标志，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恩格斯本人在论述雅典国家的产生时，也是强调这一点的。近人的论著，如德国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也提出真正可作为识别国家的标准的，乃是长期设立的统治机构， 14 这个统治机构，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公共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同时，我们还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公共权力”或曰统治机构，也就是“国家形式”，它包括了两个方面，即国家
管理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管理形式，主要的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政体”；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的整体和部分之间，中央机关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我想如果把这一个标志两个方面作为讨论或衡量国家形成的问题，即可以补充恩格斯有关国家形成的标志，又可以诠释“亚细亚古代”国家形成的问题。
最后，我们认为，国家起源研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考古课题，只要我们把这两个方面更好地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有望取得突破，超过前人。
注释：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下同。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3页。
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7页，人民出版社
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2页，人民出版社
⑥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44页，三联书店，1974年版。
⑦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8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⑧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166页。
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第126页、第148页。
⑩参见普鲁塔克：《毗卢斯传》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Ⅴ，章十一，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下同。
11 参见普鲁塔克：《阿尔泰磋克西》（Artax）24、《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第85页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12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Ⅱ，章十。
1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14 参见李学勤：《重写学术史》第27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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