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白银资本》标志着弗兰克新的世界体系论的初步确立。在这本书中，弗兰克把中国看作世界经济体的中心，重塑了1400—1800年的世界历史。他的观点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的确，弗兰克的理论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但不应忽视《白银资本》在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弗兰克；世界体系论； 《白银资本》； 康德拉捷夫周期
二十多年来，自19世纪形成的西方现代知识系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反“西方中心论”成为学界一股流行的思潮。弗兰克继萨义德、伯纳尔之后再次举起反叛的大旗——他主张以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欧洲中心范式。《白银资本》就承担起了在全球范式指导下重塑1400—1800年“真实的世界历史”（弗兰克语，见《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页，以下凡引自该书，只写页码）的使命。个中气魄令人震撼，《白银资本》中译本问世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反响很大，甚至近几年浮出水面的自由派与新左派论战也因此而激化。中译本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印刷多次，并出了第二版，创下了学术译著出版史上新的奇迹。
一、弗兰克思想的转航
《白银资本》是弗兰克思想转航的路标之作，标志着他与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相异的新的世界体系论的初步确立。弗兰克原本是世界体系理论派的一员骁将，他以拉美为阵地，经实地考察而写成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1978年）、《世界积累，1492年—1789年》（1978年）等都在该学派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但八十年代末期，弗兰克开始与其他世界体系论者发生分歧，几度撰写争论文章，后于1993年与吉尔斯合编《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在该文集中，弗兰克相对于世界体系论的替代性理论已初露端倪。（第9-10页）弗兰克这次思想转航的导火线，据他自己说，是阿布-卢格霍德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年—1350年的世界体系》（1989年），该书揭示了“13世纪世界体系”的存在，认为它是1450年以后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前身，这促使弗兰克重新思考他早已有的暗中怀疑：现代世界体系可能有更早的起源。（第10-11页）由此，借着对阿布-卢格霍德的书评，他开始了构建新的世界体系的历程。关于这次转航，陈燕谷先生还提供了一种解释。弗兰克在《世界性积累》的序言里说过，他的目的是要在亚非拉三大洲的范围内阐述依附理论。然而，他的理论在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遇到了麻烦，因为，除了东印度群岛外，这里的社会结构并没有被欧洲人彻底地改造，也没有成为依附于欧洲宗主国的边缘地区。更令弗兰克惊奇的是，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欧洲人因与东方贸易处于逆差地位而只能在这里做赔本生意。[1](P98-99) 这或许成为预示着《白银资本》诞生的前兆。那么，弗兰克的新世界体系理论究竟新在何处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
弗兰克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并不是以沃勒斯坦宣称的1450年为起点的，其实，它至少存在了五千年，并且世界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世界体系。[2](P297) 那么，弗兰克是怎样变革世界体系理论而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弗兰克通过变通世界体系论者的基本概念从内部消解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沃勒斯坦一再强调，现代世界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建立在永不休止的资本积累所支撑的结构优势之上，[2](P293) 这里，沃氏所用的“资本”一词的内涵并没有超出学界的共识，即以金银或纸币这种固定形式体现的抽象财富，它可以增殖并能转换成财富的其他形式。弗兰克对资本的定义则要宽泛的多，他把剩余的生产、榨取、转移和积累的非货币形式也包括在内了，并特别强调
政府和私人资本的存在和组合。[2](P107) 这自然就引出了他的资本积累同样存在于五百年前的世界体系之中的结论。可是，这已经是弗兰克版的资本积累了。
其次，弗兰克用“积累方式”这一概念取代“生产方式”，以此来割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关联。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划分历史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一贯立场。沃勒斯坦继承了这一点，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诞生标志着重新分配朝贡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但把这一理论运用到世界体系时，他做了一些变通。马克思本人是从生产领域定义生产方式的，他仅把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
劳动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为市场、为交换价值、为利润最大化进行生产”，[3]因此，世界经济体内一切经济成分，不管是边缘区的奴隶制，半边缘区的分成制，还是中心区的雇佣劳动，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可见，沃氏是从商品流通领域来定义生产方式的。
弗兰克认为，沃勒斯坦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和一种先验的线性历史进程中生产方式转换图式分不开的。[2](P98) 相反，他认为在整个世界社会中，“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第439页），并不存在生产方式依次转换的线形图式。由此，他主张，我们最好研究积累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因为在世界体系中，生产只是通向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是消费和积累。[2](P97)为了杜绝陷入先验的直线型积累方式转换图式的陷阱，弗兰克反对过多的强调土地和工业的积累方式的区别，因为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即使是在世界体系的古代阶段，也存在生产和积累的非
农业来源。[2](P98-99)
这样一来，在弗兰克的眼中，人类历史就不再是沃勒斯坦所说的由生产方式的变动而相应产生的三种社会体系的更替——古代的小体系、世界帝国及现代世界体系，[4](P277)而是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世界体系，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积累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会发生变动而已。
2．如何确定世界体系的范围？
弗兰克用“世界体系”（world system）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s）相区分。虽然只一字之差，却暗含着根本的不同。弗兰克的“世界体系”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在范围上几乎等同于全世界，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中的世界是指这个体系自身成一个世界，在地理范围上并不必然与全世界等同。两人定义的不同与他们关于确定世界体系范围的理论有关。[2] (P3, 294-295)
沃勒斯坦认为，“衡量是否是世界体系或世界体系的一个部分，关键是看贸易的性质。”[4](P291)如果从事的主要是大宗产品的贸易，则处于世界体系的内部；如果从事的主要是奢侈品的贸易，则处于世界体系的外部。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上层阶级才能消费得起奢侈品，这对所在社会影响极小，只有当长距离贸易扩展成大宗贸易后，世界经济才能形成。[4](P292)在此基础上，沃氏得出两个结论：⑴ 五百年前的世界帝国不是世界体系，因为朝贡体系中的贸易是奢侈品贸易；⑵ 现代世界体系于1450年诞生后，亚洲处于其外部地区，因为亚洲与欧洲进行的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弗兰克则从一个新的角度肯定了奢侈品贸易的地位，他认为，奢侈品贸易作为精英之间的交换会影响到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并将再造劳动分工、阶级结构和积累的形式，这对确定世界体系内部关系方面甚至比大宗贸易更为重要。[2](P93-94)
就这样，弗兰克绕过了必需品和奢侈品贸易的区别，而直接以贸易量作为考察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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