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法国人提到纽沁根、“局外人”那样，提到我们自己的祥林嫂、阿Q 和孔乙己，并坚信他们的确存在过。这是真正属于中华大地的民众形象，他们的屈辱和蒙昧、高贵和卑贱、性格和情感，都具有无可置换的中国特色，这三个在小说里最终都悲惨死去的中国百姓，恰恰具备刚一现身便进入不朽的文学伟力。鲁迅先生以自己看上去更像业余爱好者的产量而能奠定在中国世纪文学的崇高地位，的确只能反衬出其他同行的卑微渺小。
愿意描述纯粹中国人的作家当然也并非没有，而且绝非罕见，如老舍先生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但今天的中国作家大多人文素养稀薄、自由思想寡淡、创造血性不足，对人民既缺乏思想上的洞察，又欠缺所谓“同情的理解”，反映在作品里，自然只有怪诞一途了。卡夫卡的“怪诞”里包孕着极为逼真、极为慑人的观念真实，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里分明暗嵌着美洲大陆独具的文化底色，而出现在中国当代作家笔下的人物，往往只意味着语词的疯狂、大脑的谵妄。作者走马灯似地追随形形色色的现代流派，创造的冲动被炫耀的热情所取代，真实的原则被展览的趣味所驾凌；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不切实际的风情，莫明所指的苦难，胡搅蛮缠的象征，旱地拔葱的欲望。意识在流动，惟独人物的血液凝然不动；文字在喧哗，惟独思想的真义寂寂无声。正是由于对鲜活本真的人性宿命地缺乏好奇和理解，他们便比任何人都更愿意乞灵于时代精神的襄助，或相反，更愿意一头扎进某个“当时已惘然”
的历史陈境之中，以供自己的手掌随意翻覆。由于生活的活水不在内心，他们对所谓“体验生活”普遍抱有
宗教式的笃诚，坚信只要依照某种刻意的行为或
组织的安排临时在某个乡村、车间或“先进单位”略加逗留，就能使如火如荼的生活如约而至，就能使作品水到渠成地走向轰轰烈烈。
这么多年来拉拉杂杂地也读过不少文学评论，我发现我们的当代文学评论家几乎已丧失了就人物谈人物的能力，他们总是热烈地探讨主题，亢奋地挖掘意义，一个人物是否饱满鲜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能否代表改革开放的主旋律，能否引动一个可以让大家伙喋喋一阵的焦点性话题。举个最近的例子：“七十年代作家”（尤其是上海滩上的几位宝贝）近来正在报刊上全面窜红，评论不断，但我所读到的评论文字，无论捧场还是抨击，几乎无一指向他（她）们的创作本身，评论家们明显更为兴致盎然的，不是文学意义上的作品内在素质，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代际特征。根据他们的谈论方式和谈论内容，看了半天后我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他们谈论的根本不是作家，而是一群演艺界人士。
印象式的感觉是：中国越是当代的作家，其作品的自传痕迹也越为浓厚。说到创造人物，我有时疑心这是否是中国文人天生的弱项。一个有趣的旁证是，在所谓纯文学领域，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与主人公的身分、年龄有着重叠式的一致，性别更是完全同一。中国缺乏超越性别的写作，是女作家必然写不好男人，是男人则绝不会把女性作为主人公，像屠格涅夫、茨威格辈把女人描写得活色生香，像艾米莉·勃朗特把男人刻画得阳刚气十足的例子，我可是闻所未闻。即有，多半也是宋词中拟春词一路，总是意淫的成分多而至于滥，创造的成分寡而至于无。说到先锋作家和更靠后些的新锐作家，我可以不避唐突地指出：他们总体上属于自恋的一代，除了自己的趣味，不知世上还有别种趣味；除了自己的语言，不知还有别种值得借鉴的语言；除了自己的哥儿们，不知世上还有别种同行。他们习惯于用某种病态的激情无休无止地玩味自身，却几乎一次也没有打量一下周遭的邻居，他们认为个人的“小周天”大于宇宙的“大周天”，坚信自己的梦境里包含着人类的全息符号。试图通过他们的作品了解中国人的所思所行，那实在是找错了人，真还不如去读读《绝对隐私》。他们迷恋于自己“阳光灿烂的日子”，认为自己每个梦都得自神启，他们不断向你夸饰一己的怪诞和不同寻常，他们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发愣，让读者对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以神经质般的激情阅读西方现代派作品，迷失在主义和术语的迷宫里不能自拔（我可以根据一篇文章中出现的洋名，大致不差地猜出它大概写于哪个年头。中国作家和评论家，总是在同一段时期追逐同一些人，和城市女孩在同一时期穿戴同一种服饰，实在没什么差别高下）。他们一方面胸脯拍得山响，满脑子文曲星下凡的念头，一方面又脆弱到完全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他们骨子里普遍缺乏大作家空诸依傍、独往独来的内在精神，习惯于党同伐异、拉帮结派。比如，当记者把话筒递上来要求他们中某人谈谈自己的写作时，他会奇怪地不说“我”
如何如何，而是说“我们”如何如何。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比什么人都需要一个文学上的伙伴，或在域外谬托知己。另一方面，当他们中某人表示自己不需要一个文学上的伙伴时，他仿佛不知道这本是天地间最自然不过的事，却偏要以完全超出必要的声量大声宣布，将回归平常硬说成超乎寻常，将回归民众硬说成“抵抗投降”，将回归书斋硬说成抗拒诱惑，结果反而使人怀疑他是否连这个“平常”都没有达到。
“大胆假设”，我尽己所能地在做着：“小心求证”，我甚至连尽己所能都没有做到。
这是本文行经至此令我深感遗憾的。我曾无比反对在中国泛滥着的印象式批评，但本文又恰恰具备印象式批评的所有特点；我也曾无比反对并一直警惕着不让拙作显得声调高亢情绪激愤，但在本文临近结束时，我竟是不克自制地浮躁起来。我想，中国人对本民族的谩骂，从上个世纪之初一直绵延到世纪末尾，谩骂者或许会博得一时虚名，年末盘点，被骂者可是一点长进都没有，以至我们有理由怀疑，开骂者是否首先应该遭到回击。好在拙文完成于20世纪，这个世纪已经足够浮躁堕落了，且让我们共同约束，为了一个不再浮躁的新世纪，为了一个可以展望的新文学，让我们能重新回归语言、回归思想、回归人民。在新世纪，作家的学者化将不再值得标榜，而是成为一个最起码的素质要求（正如学者的作家化本来也没什么可吹嘘的）；域外的新思潮将被我们限定在一个极其有限和仅资参考的范围内，而不再能左右我们的文坛风云；中国作家群中将诞生自己的卡夫卡、马尔克斯或博尔赫斯，且具有到眼可辨的中国特色。在21世纪，中国文学可以被单独“立法”，在加强与域外文学交流的同时，更注重本民族文学不可替代和非此不可的独特性。中国文学应恢复其原有的尊严和美丽，不再成为任何强势文化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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