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的检讨

　 对新旧世纪的送往迎来，日历上虽只有短短一瞬，情感上则可能持续多年。与我们的区别是，在西方人心目中，对于逝去的19、18、17诸世纪和再往上的中世纪等时间单元，都有着清晰的定位（相当于我们对朝代的体认）。他们相对更容易将20世纪纳入完整的时间流程之中，将这个百年视为既定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即使西方式人文观念在20世纪曾发生突变性转捩，文化传统的变迁也是变异大于继承，但作为一种悠久灿烂的文明，他们不会也不必有中道崩裂之感。反观20世纪之进入中国，则如同一块时间上的飞来石，当我们进入它的怀抱时，为了象征某种新生，我们无意中付出的代价是：割裂与传统母体的脐带。五四精英“砸烂孔家店”的热情和与之俱来的白话文运动，也不妨是一个现成的象征。换言之，若我们尝试以“世纪”单位衡量我们民族百年的兴衰嬗递，较之西方人，我们有着更多更大更丰富更难缠的情感震荡。何况，说来既沉重又讽刺，虽然中华民族较之目前世上任何仍具活力的民族都更为历史悠久，“世纪”的序列也已数到了“21”，20世纪却是我们曾经有过的第一个世纪。在20世纪之前，我们不知“世纪”为何物。

　　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受制于中国现当代史的特殊性，与别种领域一样，我们也不存在一个文学上的19世纪，再往上更不必说了。这里除了纪元方式和文体形式上的原因，更有观念上的原因。在中国现代作家眼里，他会本能地将一位19世纪作家（如吴趼人）与12世纪作家（如罗贯中）视为一类，一般也懒得比较孔子与孟子间的时代异同（就时间而论，相当于今人与乾隆年间的距离）。简而言之，他会依据“白话文”这一时空坐标点，笼统地将所有五四前的中国文人归为古代作家的范畴。一个弱不禁风的词——“古代”，就此将3000年文学变迁一网兜尽。就是说，虽然我们有着丰富璀璨的古代文学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在20世纪的发轫，在语言和精神两方面，恰恰是以无视、有意忽视乃至刻意敌视这一传统为特征的。就“五四”诸贤而言，尽管他们无一不具有渊博精深的旧学基础，但铸就他们文学大师精神气质和内在风范的，却不妨一一向域外找寻。如叔本华之于王国维、尼采之于鲁迅、杜威之于胡适、歌德之于郭沫若、泰戈尔之于冰心、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之于巴金、马林诺夫斯基之于费孝通、康拉德之于老舍、燕卜荪之于钱锺书等等。这份随手写上的关系谱当然非常粗疏，若起诸位大师于地下，想必也会受到抗议、嘲讽或奚落，但其内容多半也可预判。如以王国维为例，他可能会强调尼采对自己的影响不在叔本华之下，而不是用韩愈或顾炎武辈来代替叔本华，正如窥破万卷的钱锺书更只会把燕卜荪的作用限定在狭窄的学术规范领域。但我相信，郭沫若扪心自问时，当不至于将李白对自己的影响凌驾到歌德之上，即使他对这位大诗仙曾发出骇人的惊叹——颠倒的例子固然也有，不久前得到出版界广泛关注的辜鸿铭即是一例，好在我们谁也不会把他视为具有现代文学大师品质的人物。

　　和新中国的诞生一样，中国文学的20世纪，同样是从一穷二白中起步的。幸亏“五四”

　　诸贤都有着造化独钟的文化大力，才使得中国世纪文学在起步阶段不至于显得太过窘迫。这部分也是因为，“文章憎命达”的宿命不仅会落到个体身上、也会落到民族身上；文学昌盛并不必然以国家强盛为前提，文学不是围棋，并不奉行“国家有幸弈道幸”的准则，它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从来不具有同步性。当局者貌似开明的鼓励揄扬提携不了它却还可能对它有害，执政者的昏庸无道也无法从根子上制它于死地，说不定反弄出一拨建安风流来。所以，世纪初的中国虽皇纲散尽，军阀迭兴，内忧不断，外患踵继，国计民生处于空前的崩弛状态，却并不妨碍一代文学大师劈空而起，踏罡步斗，甫一出手便俨然具备与域外一流高手平等对话的能力。当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初次接触到精神分析学说时，他们还满心以为是在接受西方最前沿的新科知识，殊不知鲁迅先生对弗洛伊德已完全不陌生，康拉德、普鲁斯特辈的文字，更是50年前就被先人们咀嚼过了。公正地看，不管有些人如何热衷于对“五四”

　　诸贤说三道四，三四十年代的文学领域，仍然是中国与世界水准最不相上下的一个时期，正如当时诞生在上海滩的电影，与同期的好莱坞电影也有得一比。就成就而言，中国20世纪文学，实际上走了一条下滑线。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回首走过的世纪文学之路，我们有理由不再浮躁骚动，我们更应从自身而不是外界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学的世纪成败。我不想引入种种非文学因素，如不拟把国内1949年以后文学领域再没出现大师级人物的原因，与反右、“文革”等特定历史事件结合起来探讨。因为，一来同样苛刻（如果不是更加苛刻）的外在环境，并没有妨碍苏联作家写出《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或哪怕只是《静静的顿河》；二来寻找外界原因有辱文学的尊严，以至太似没出息者的遁辞。文学天赋的尊严从来不甘依附或臣服于其他势力之下，不管它们表现得多么强大横蛮；三来即使学者杰出地论证了中国文学乃是严酷政治的牺牲品，也无助于我们在新世纪为文学——而不是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找到一个漂亮的出发点。

　　我们需要的不是抱怨和诅咒，而是探讨和商榷；不是安慰和抚摸，而是清醒和激励；不是推诿和借口，而是奋起和向前。所有这一切，首先取决于我们自责自问的诚意和深度。

　　当尝试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中国现代文学自身而不是任何第三者时，我们有可能得到什么成果。[NextPage]

　我想到如下三个原因。

　　一、粗陋的语言

　　受大清国昏庸政治和连年战败的强烈刺激，中国世纪初的新文学创制者们，竟是以一种君欲善其事、必先“钝”其器的方式规划我们民族新文艺的。为了表达对“德”“赛”两位西方新神的尊崇，表达对孔孟之道的弃绝，表达对“普罗大众”“引车卖浆者流”“京津之稗贩”的敬意，他们放弃了原已使用得精熟的文言文，改用根本无法从容驾驭的白话文，姿态激进昂扬，容不得丝毫渐进路线插足。如我等后人固然会由衷感谢先辈的拓荒之德和创调之功，但就一种艺术型貌而言，“五四”诸贤倡导并实践的白话文，当年实在粗陋不堪。与被历代文人士大夫打磨了五千载的传统文言文相比，它基本上处于自然原生态水平。“五四”

　　诸贤论起小学功底固然个个了得，说到新文学上的见识，则几乎个个庸劣可笑。其中最要命之处在于，他们选择白话文，并非出自思想上的深思、文学上的自觉、创造上的热情，而是主要受到一种救亡情绪的牵扯，它一开始就是反文学的。他们个个在传统文化中浸泡多年（其中个别人还是大清国末代翰林），文言文之于他们本来具有母语般滋润的亲情，旧时士大夫那一整套笔墨功夫可说无不擅长。然而他们放弃了，转而靠白话文写作，就驾驭能力而言，那便仿佛转用他国语言写作。这里自有一份激烈和悲壮，时过境迁后我们又难免生出悲悯和感慨。“五四”诸贤似乎意识到他们的百年价值主要是历史的而非艺术的，是意义的而非文本的，他们放弃文言就像一位捐弃万贯家财私自出走的革命青年，他们之选择白话文就像在熊掌与窝窝头之间坚决地选择后者。虽然一时半会说不清他们奇特念头的生成机理（那需要一种非常宏大的叙述），但中国新文学的规划者的确热衷于扮演汉语的终极杀手，因为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只是他们伟大设想的第一步，他们更踌躇满志地设想着有朝一日将方块字彻底剿灭，走拼音化道路（当初钱玄同放言汉字最终要走拉丁化之路时，竟引来包括陈独秀、胡适在内一大拨精英的齐声赞同，这让我几乎不敢相信钱玄同的“放言”只是出于策略考虑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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