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的普遍態度。棉花 裏飄出了燈籠鬼兒，這是歷史中的女人不散的冤魂。
丙 性與商品經濟
賣淫是女性一項古老的職業，它的嚴重性不僅在於分裂了個體的自我，通過客體化貶低了整個人類，並且常常成為人類的一種「身體之外」的經歷，成為女性一種無意識的創傷。只要父權狀態的社會標準和價值觀不消失，一切便都不會消失。這就是為甚麼紅色政治的極權統治在
制度上消滅了娼妓，卻不能從根本上消滅賣淫。改革開放以後，即民主集中制對私有化的鬆動以後，諸種陋習死灰復燃，其中便包括了賣淫。具有魔鬼般腐蝕力的金錢與性的政治攜手，女人再一次心甘情願地交出了自己的身體，把自己的身體物化為商品，在商業文明的大潮中參與流通，隨波逐流。
鐵凝《青草垛》便是對商業化時代銘刻在女性身體上的新的創傷的揭示與痛惜。商業化時代同樣是一個充滿夢魘和荒誕的時代，把人變成了非人。商業文明的氣息無孔不入，甚至連世外桃源的小山村──茯苓莊也不能幸免。村裏最靈秀的兩個孩子，因為與外界商業文化有了接觸，都被不同程度地異化了，男孩「我」成了靠毀壞自我生存的家園（收購木材）謀利的小商人，女孩十三苓則試圖闖世界，逐步變成了靠與男人「辦事」獲利的小黃米。商業社會的殘酷擊碎了女孩天真的夢想，也擊碎了她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和信心，使她最終淪落成動物般的人，成為只有本能的行屍走肉。[NextPage]
3. 身體創傷
「從前的一切我可以不再提起，但我卻永遠不會忘記」，女性的身體創傷與她們的身體經驗有關，與她們生命成長過程中所承受的重大或細小的隱秘事件有關，也與整個社會生存環境息息相關。從書寫自己的身體開始，女性作家為婦女獲得了形式，也為自己的性別爭得了一份話語權。
早在鐵凝的《玫瑰門》（《文學四季》1988年創刊號）中，作為主流話語的敘事裏就已經隱伏了一份女性話語，《玫瑰門》其實是兩個／代女人的成長史。鐵凝以洞幽燭微、入木三分的筆力寫盡了過去與現在的女人的創傷中的成長和成長中的創傷。作品以女孩蘇眉的成長經歷為主要線索，一方面是外婆司猗紋的耳提面命、言傳身教，這造就了鏡子中十四歲的眉眉成了十八歲的司猗紋的翻版；另一方面是一雙天真純淨的眼睛對於外界的感知和接受，可是那個沉重的時代給了她怎樣一份觸目驚心的生命體驗：赤著全身的姑爸下體裏戳著的鐵通條，姨婆滿是疤痕的胸膛，舅媽竹西與鄰居大旗的偷情……這些場面轟毀了女孩蘇眉心中的童真世界。眉眉出逃了，逃向了生命中的成熟燦爛，在這個關鍵時刻，不能缺少一個成熟男人的拯救，一個精神之父的引導，這是眉眉這一代人不能擺脫的情結。同時，對應於蘇眉成長史的是外婆司猗紋的生命歷史，這是一個叛逆的精靈，她先後叛逆了父權和夫權，但她注定了不能叛逆徹底，最終仍是男權文化的犧牲品。在與男人或女人的爭鬥中，甚至在為了生存的爭鬥中，爭鬥對象的武器成了自己的武器，以牙還牙、以惡抗惡，爭鬥成了對男權的仿同，真、善、美被忘卻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中，更是與假、醜、惡水乳交融，最後連她的愛也演變成具有控制性和侵犯性的愛了。歲月如歌，成長如蛻，一方面是血緣、性別、命運之間的深刻認同，另一方面則驚見了那份相似和延續，生出遏止生命、厭惡生殖的衝動。
從陳染、林白的女性書寫開始，她們筆下的身體創傷從主流敘事話語中脫出身來，而更多的表現為私人生活的記憶碎片，她們的記憶仍然來自男性本位文化壓抑下女性成長過程中所遭遇的一次次傷害，傷害使她們走向性別成熟，把她們推向遠離人群的「一間自己的屋子」，身體行為的幽閉成為她們獨立的姿態，而言語修辭上的放肆成為她們手中的利器，她們都是男性社會的抗拒者和逃避者。陳染的《私人生活》中，倪拗拗的個人歷史就是在男性世界壓抑下叛逆、成長並走向獨立的歷史。林白《一個人的戰爭》（《花城》1994年2期）同樣充滿了對往事的記憶，不斷出軌不斷失敗的經歷使多米成為精神的流浪兒，她只能固守內心，在幻想中一次次飛翔。
如果說陳染、林白們因為固守內心而遠離男人世界，自慰和想象是她們欲望滿足的主要途徑，身體行為的殘缺是她們對付男性世界傷害的重要武器；那麼到了更年輕一代的女作家那裏，如棉棉、衛慧等，她們已經對一切都無所謂了，她們只聽取自己身體的聲音，及時行樂，放縱不羈，最大程度地尋求感官欲望的滿足。她們幾乎沒有記憶，只有現在，只是在棉棉的《糖》中，提及知識份子父親對自己的框定，以及在傳統道德熏染下成長的高中同學玲子因為對兩性關係的恐懼而產生精神障礙並最終自殺，似乎透露了「我」所以頹廢，所以滑向問題少女的根源，「我」要以另類經驗對傳統和家庭進行背棄（她們是真正拒絕父親的一代人）。沒有哪一代人像她們這樣目睹了一個精神大廈在商業文明的沖擊下轟然倒塌並且無動於衷，她們對一切規範嗤之以鼻。但是，「生命是兩難的。沒有『過去』與『將來』，現時的我就在『遺忘』與『虛無』中湮滅了」，她們選擇了現在，她們瘋狂、神采飛揚、享受致命的快樂和體驗，但是快樂過後永遠是空虛，她們普遍把愛欲當作自我拯救的手段，卻只能得到加倍的失望和懷疑，因為愛的邊緣就是死亡。「當愛欲需求易於獲得滿足之時，愛欲的心靈價值便會被貶值下來……例如在古文明的衰落時期，愛便變得毫無價值，生命呈現一片空虛」。所謂殘酷的青春，是在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信念以前過早地經歷了成人的一切，於是墮入虛無；因為遊戲得太久，所以身心疲憊，這卻使她們錯覺已歷盡滄桑，可以對命運發言；由於骨子裏缺乏深層的對人的境遇和世界的關注，對瑪格麗特‧杜拉斯、艾倫‧金斯堡、凱魯亞克和亨利‧米勒的崇拜便只剩下流於皮毛的摹仿和狐假虎威的自壯聲勢。當然，這些作家不乏才情和坦誠，對新的都市消費文化有著尖銳的介入，對自己身體和心靈的挖掘也是赤裸裸的，她們流露的對「誰可以撫慰我們」的質疑和無奈，也有一份打動人心的地方，這是人們對她們抱以寬容、心懷期待的原因。
縱觀整個新時期的女性寫作，體現於文本中的女性的創傷記憶大致有這樣幾個來源：專制的意識形態統治、傳統道德和價值觀念、傳統男權文化和商品化社會。因為身受創傷，主體容易沉溺其中而走不出來，表現在文本中有這樣兩種傾向，一是認為自己的不幸是由男人造成的，其極致是走向怨恨，於是出現了文本中的「殺夫」衝動，有時是語言上尖銳的渲泄和「罵倒」行為，如徐小斌的《雙魚星座》、池莉的《雲破處》以及張潔《上火》、《她吸的是帶薄荷味的煙》等作品。相比較於台灣女作家李昂的《殺夫》，大陸女作家的文本顯得頗為情緒化，也缺乏相對的深度。另外一個傾向是「尋找男子漢」和「戀父」情結，這仍然是出於女性自身的性別依賴心理，她們試圖在控制這個世界的男性那裏尋找到實現自身價值的途徑，尋找到拯救自我的精神支柱。最早的文本如80年代初期那些涉及女性婚戀題材的作品，張抗抗《北極光》、張辛欣《我們這個年紀的夢》、《我在哪兒錯過了你》等作品，表現了對男子漢的尋找和塑造；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等則體現出戀父傾向。這種傾向一直持續到90年代的個人化寫作，林白《一個人的戰爭》中，多米刻骨銘心愛著的仍然是一個日本影星高倉健式的男人，而陳染不斷在文本中宣揚她渴望一個父親般擁有足夠的思想和能力來覆蓋自己的男人。
「女性不是生為女人，而是變為女人的」（波伏瓦語），同樣，男性也不是生為男人，而是變為男人的。事實上，造成女性文本中創傷記憶的這些來源也構成了男性作家創傷記憶的背景，如體現在張賢亮筆下的政治創傷和余華筆下的文化創傷，就主要根源於專制的意識形態統治和無孔不入的父權文化。但是，與女性作家堅定的反叛態度不同，男性作家表現了更多的情偽和避重就輕：張賢亮文本中的男性如章永從支配女性的「性的政治」中汲取力量，重建信心並恢復精神上的平衡，在女人的身體上為重新立足政治社會休養生息；而阿城、王朔、余華等則以形式的遊戲對傳統進行解構和顛覆，他們把悲苦化成消遣，以文字的遊戲消解苦難，有時候甚至遮蔽了作品的思想本質。但他們在消解深度的同時也給自身帶來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焦慮，先鋒作家的轉向標明形式的遊戲並非長久之計。
當代中國文學在面對創傷記憶時，不論是女性還是男性主體，都存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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