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萌芽的带着滋浆的嫩叶，我珍重蔚蓝的天，珍重一些人……这不是理智，不是逻辑，这是出于心底、发自肺腑的爱，爱自己的青春活力。”也就是说“爱生活本身甚于爱它的意义”。这是伊凡对没有上帝的世界的自身立足点的找寻。从根本上说这样的世界是令人绝望的，然而伊凡偏偏要反抗绝望。伊凡陷入了一种虚无主义，没有了上帝对人世不义的承担，人便陷入了一种荒诞状态，恶是自然的，所以才会发生哲学家杀人这样的可怕现实。加缪说：“在任何包含着某种非人因素的美的深处以及这些山丘,这宁馨的天空,这些树的倩影,这一切突然在同一分钟之内丧失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幻想的意义,从此就变得比市区的天堂还要遥远.经过千年沧桑变幻,世界与我们的对立愈加强烈.我们在一瞬间突然不再能理解这个世界……惟一确定的事实是:世界的这种密闭无隙和陌生,这就是荒谬……这种在人本身的非人性面前所产生的不适感,这种在我们所是的东西的图像前引起的堕落,这种被我们时代的某个作家称作‘厌恶’的感情,同样也是荒谬.”神性的丧失伴随着非人性因素的赤裸，人性的因素在神性缺失的状况下感觉到“厌恶”。但是，加缪认为要“穷尽现在”。荒谬意味着破裂,但我们要带着这种破裂一往无前的生活.明天是虚幻的，彼岸也是虚幻的，既然一切都是不可确定的，就要穷尽一切去生活。宁可燃烧着毁灭,也不做一块冰冷的岩石。世界在我的反抗，我的自由，我的激情中穷尽一切，这是人全部的尊严和荣光。荒谬中的人带着某种绝望，但我们却要反抗绝望。这与伊凡的关于生活的观点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是拒绝上帝的人共同的艰难选择。
这是“立”。这是在神性的大厦倒塌之后人面对自己的处境的一种建设。这是否定后爆发出的力量和激情，摧毁的劲头还没过去，所以是一种带着攻击性的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伊凡与尼采是类似的。尼采的超人哲学和强力意志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英雄诠释，它也消解着古典英雄的理性特质，而充满了非理性的强力和迷狂。
因此他与前面提到的彻底的“反英雄”还有差别，根本的在于它在摧毁和瓦解中还有建设，这建设，尤其是对绝望的反抗，赋予了伊凡一种英雄色彩。当然，这英雄与传统的英雄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它与康德对古典意义的崇高的瓦解有关。它是通过否定性的转化产生的，崇高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因此这“英雄”也与以往的英雄不同。他不是机智勇敢、坚毅重情的奥德修斯，不是庄严深沉、敢于同命运抗争的悲剧英雄俄底浦斯，他甚至也不是堂吉诃德，古典的和谐与秩序被打破了，充满现代主义的非理性的矛盾冲突的饱含痛苦的英雄诞生了。应该说，这种英雄的特质，产生于它的反英雄基质之中，上帝被拒绝了，所以产生了绝望，绝望生成一种新的建设，发展下去，就产生了尼采这样的大师和存在主义哲学思潮。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的重要关联之一。
英雄与反英雄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种情况在古典的欧洲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古典意味着健康与和谐，它的内在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优美而富有天然秩序；而现代则意味着畸形与狂乱，时时进行着激烈而难于突围的痛苦斗争。几种不同的质素是不可能融合的，它们杂乱的交错着、冲突着，因此而趋于完整和丰富。
伊凡这一类人物（包括伊鲍里特、基里洛夫等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最富启示性的一类人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想中的梅什金、阿辽沙、索尼娅等人在前者面前就显得软弱而苍白，甚至失真。他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尽管这是与作者的主观意愿相违背的。伊凡们的塑造成功之处就在于她们是问题的起点，它们本身包含了问题的初始性和复杂性，也就为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和冲突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和长期性。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情况不容乐观。古典意义上的英雄已经消亡，以至于人们常常发出“世无英雄”的慨叹；而伊凡这种集英雄与反英雄于一身的复杂人物，虽然时代造就了几个，然而仍然没有突破伊凡的基本框架，仍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野里摇晃。神性缺失的世界，有勇气反抗者已是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甘愿沉沦到人间地狱中去，处于一种腐败堕落、生不如死、人生无趣的意义和思索双重空白的状态。所以，解读伊凡，看清它的矛盾复杂的本质，吸取其中有益的要素（也可通过这类人物更好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固然是重要的；而走出伊凡，走出尼采和存在主义，真正获得一种人性和神性的平衡，深刻的进行某种真正关于人的思索、人的生存状态和意义的思索，在神性的观照中求得某种人性的返还和拯救，才是更重要的和更迫切的。象牙塔中和非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作如是观。
参考书目：1刘小枫《拯救与逍遥》 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2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拉马佐夫兄弟》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3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牛宏宝 《西方现代美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罗赞诺夫[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官”》 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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