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出他自己的东西：无论东方不败也好，任我行也好，谁掌握了黑木崖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就必然地腐败。“一统江湖，千秋万代”，这几个字不仅是他们的口头禅，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命脉所在。无论是失败了的那些“寇”，还是成功了的那些“王”，一样都是东方不败和任我行。通过这些，金庸就得出一个自己的结论，他在《笑傲江湖》后记里写了一句话：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坏人当道。这句话不是一句简单的话。为什么是坏人当权？他没有说。因为他写的是武侠小说，写的是传统的故事。他的故事里只有否定，没有新的建设性的探索。[NextPage]
如果仅仅如此的话，金庸的武侠世界差不多达到了现代社会的认识水平。不幸的是他的最后一部封山之作《鹿鼎记》把他前面十几部作品的这条线一刀砍断了。他写的《鹿鼎记》表面上主角是韦小宝这么个丑角，但实际上，它的主角不是韦小宝。金庸有一个很欣赏的部属，这个人在香港也是一个著名的报人、
法律界名人，一个女人，叫葛蔼仪，她说《鹿鼎记》真正的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皇帝。金庸写了那么多武侠，他觉得即使武功最好的侠客也拯救不了黎民苍生，只能靠开明君主来救国。于是他就在书中写了康熙这么个人物，把他拔高成一个非常好学的、非常有雄才大略能够一统山河的人物。金庸在1994年访问台湾时，对记者也亲口讲过，康熙是一个很好的皇帝，好学，愿意学习外国的知识，有能力，爱民如子，他认为自己非常崇拜康熙。讲到这里，我就觉得金庸跟今天活跃在大陆的二月河对上了号。二月河把历史上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皇帝写得是多么英明，写的康乾盛世也是这么光辉灿烂，几令人希望时光倒转五百年，活到那个世界去，那我们就幸福死了。所以金庸最后得出了跟二月河差不多的结论，认为靠开明君主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否则无论怎么好的盖世武功，怎么好的智慧都解决不了那些社会问题。在武侠小说这一层面，可以说他已经完成了从最初的否定权力到最后肯定权力、从否定皇权到肯定皇权这样一个轮回。
金庸在60年代之前是一个小人物，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普通的文化人。1959年创办《明报》，前三年苦不堪言，几次面临关门的危机，撑不下去，发行量始终徘徊在一万份以下，也没有什么广告。它的转机出现在1962年，大陆发生了历史上说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金庸就借了这个大陆的灾难，一下子摇身一变成功了。怎么成功的呢？大陆的灾民特别是广东人，发了疯一样的要逃生，要逃到香港去。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当时的人口是380多万，如果再挤进来，人那么多的话，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所以港督的政策是堵住，在深圳和香港交界的梧桐山上把这些人都堵住。金庸最初的方针是绝不报道，但是在他手下的记者、编辑们再三的恳求下，他最终决定，孤注一掷，全力去报道这一次难民潮，或者叫“五月人潮”。同时呼吁香港市民捐款捐物，送到边界去。这样一来，在短短几天时间，他的小小的《明报》就成了香港一个人道主义的救援中心。很快《明报》发行量翻跟斗一样翻了几番，树立起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导向的报纸形象，很快就有了一点大报的风范。经过这一事件，他尝到了甜头，懂得了介入政治的好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短短五年时间，在香港发展出了一个明报王国，除了《明报》这一家报纸之外，还有《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刊》等，还有一些武侠小说的刊物，还有旅游公司，甚至把他的手伸到了海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其他商人合资创办了《新明日报》。这样一来，整个明报集团就在香港站稳了脚跟，金庸也成为一个国际级的报人，然后就有很多机会参加国际
新闻界的活动。那时他的社评也声誉鹊起，港督把他作为座上客，他就有机会参加了香港的廉政委员会，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带有公益性质、荣誉性质的政治活动。
金庸对权力的判断主要依据是一种古代士大夫的忠君情怀。从否定权力到肯定权力，对金庸来说是一个回归，最终没有能摆脱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依附皇权、站在强者一边的奴性。
我记得杭州高级中学，也算是金庸的母校，因为他曾经在浙江丽水的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临时联合中学读过书。那个中学是杭嘉湖的7所学校合在一起的，其中包括杭高、嘉兴中学等等。杭高把金庸的画像放在校史陈列室，我去看过，挂得很大，那是它的贵人校友。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前两年得了很大的病，要50万元治疗费，社会纷纷捐资，甚至听说杨振宁也都捐了钱。他的同班同学都是武侠小说爱好者，想到一个办法，全班同学联名给大侠写了一封信。大侠很慷慨，大笔一挥，送了他们一套武侠小说作品集。很值钱的。2003年杭州抗击“非典”，要搞一个雕塑，社会各界都慷慨解囊。金大侠远在台湾，也听到这个消息，赶紧送了一套香港出的大字本的《书剑恩仇录》，后来据说卖了一千多。2003年7月26日大夏天40度高温，他来杭州为他的《金庸茶馆》做
宣传、推销。《都市快报》一个记者当面就问：金先生，听说你捐的都是书，你是不是认为捐书比捐款好？请谈谈你的金钱观。金大侠笑了，笑得很不自然，笑了以后，他说：“我其实造了一个房子，1400万港币，我都给了杭州市政府。”主持人马上给他打圆场说：“金大侠人很好的。你看在浙大当院长这么多年，一分工资都没要。这次来，我们要给他出场费，他也不要。”还有一个记者马上问了，那个记者来自天津，是一个非常新锐的记者：“金大侠，我以前很崇拜你，是你多年的读者。我觉得你80岁了，还飞来飞去，挺辛苦的，到处奔波，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是缺钱花呢还是名气不够大？”他沉思了一会就说了八个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关于“金庸”产业，他说这些都是被动的，自己不是主动的。他这样的回答，主持人脸上挂不住了，因为主持人刚说过这些产业金庸是顾问，而且占了很大股份的。既然有了股份，这些东西就难以被动、主动而论。通过这件事，基本可以透视他的金钱观。1979年他到台湾去，他找了李敖。李敖当面就问他，你不是说现在是佛教徒了吗，很虔诚，进了什么境界，什么佛经都读过了，但是你钱那么多，又不捐掉一点。佛教好像要将四大皆空，起码要讲舍弃钱财嘛，你那么多钱怎么解释啊？大侠纹风不动，置之不理。
金庸信仰佛教，一开始确实是出于寻求生命答案的这样一个内在需要。他的儿子在他跟第二任妻子离婚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一年级，19岁，选择了自杀，吊死了。金庸不承认他是为了父母离异自杀的，只说他从小就神神道道，10岁的时候就追问人生为什么，想得很深，跟他母亲关系不好，反而跟我的关系很好。19岁就选择自杀是因为跟女朋友一言不和，说是要分手，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就上吊了，这是金庸的说法。跟他比较熟悉的朋友，包括香港作家林燕妮，还有其他人，他们都说主要是他妈妈要跟他爸爸离婚，他劝说无效，决定用放弃生命的方式表达抗议。金庸觉得儿子的死对他打击非常大，一开始他找的是《圣经》，读了很长时间，《圣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去读佛经，读了一年的佛经，他说读通了，我已经跟我儿子的心相通了。后来他对外宣布是佛教徒了，所以他在香港也支持一些佛教方面的事，支持办一个佛教杂志，据说后来花五年时间写了大量以佛教为题材的诗歌，还没有公开发表。从他的金钱观看他的
宗教观，可以想见，他所谓的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一种世俗的信仰，而不是超越于世俗之外的一种对神的追问，对生命答案的追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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