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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6-3-13 8:05:00

七色斑斓的中国当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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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色斑斓的中国当代诗歌
失偏颇,但《河殇》同时指出,十五世纪以来的西方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因此,它预言“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也就是说,普世文明是以蔚蓝色的大海为归宿的。
  红色,也许只是普世文明的过渡色彩——尽管有时它是必要的过渡色彩。杨春光在组诗《我想红的不比蓝的好》中对多种色彩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诗意的探讨。他感到,蓝的比红的好,蓝色是“不流血”的,是“深刻”而“深远”的色彩:
  蓝的能看见心蓝是向往广阔的海洋和天空
  这种蓝来自和平与自由的理想
  人间因此天高云淡绿树常青
  六、绿色诗歌
  在三原色中,蓝黄对峙。蓝色撤退,黄色向前,两者的互动揉合成恬静的绿色。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认为,这种恬静极致的色彩,“缺乏任何欢乐、忧伤和激昂的情调”。一般来说,绿色是大自然的最美的色彩。在西方文化中,绿色可以象征基督及其复活的形象,象征自由和和平。从中国古代的山水诗或东方隐逸文学到现代环保意识,绿色文明有其特殊的历史轨迹和美学韵味。对于诗人来说,绿色文明比现代城市高科技文明更富吸引力。
  伊沃·莫斯勒(IvoMosley)编辑的《绿色诗书》(TheGreenBookofPoetry),除了English/">英语原作之外,包括世界各地三十多种不同语言的诗歌的英译,共两百余首,编辑的宗旨,不仅是有益于保护大自然,而且有益于陶冶人类的爱心,寻求大自然与人的和谐。中国诗人陶渊明的诗歌是入选的重要代表作。
  绿色诗歌,如青山含情,浅草有意,春江欢歌,牧童短笛。“春风又绿江南岸”,“唉乃一声山水绿”,给人带来大自然无限的生机,给人以知足长乐的满足感,宁静至远的哲思。
  舒婷眼里的“童话诗人”顾城,是当代绿色诗人的代表。他相信他所耕耘的“浅浅的诗行”“将有几片绿叶/在荒地中醒来/在暴烈的晴空下/代表美/代表生命”。(《我耕耘》)舒婷在《童话诗人——给G·C》中对顾城的批评是中肯的,她看出顾城在编写童话时,省略了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在《我是一座小城》中,顾城的隐士梦,是“没有杂乱的市场,/没有众多的居民”,“没有森严的殿堂,/没有神圣的坟陵”的冷冷清清、安安静静的一座小城,是只能住一个人,再加一个“梦中人”、“心上人”的小城。这种隐士梦,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绿色诗歌如山水画。中国文论和画论对诗、书、画都喜欢品评。最高为神品,其次是妙品,低档的是能品。介乎神、妙之间者,称为逸品。清朝画家松年在《颐园论画》中认为,逸品“必须由博返约,由巧反拙,展卷一观,令人耐看,毫无些许烟火暴烈之气。久对此画,不觉寂静无人,顿生敬肃,如此佳妙,方可谓之真逸品。”在色彩学中,假如绿色中含有杂质,如绿色中带灰,黑,造成了混色,就被称为“邪色”。在诗歌中,无需害怕“邪色”的运用。但也要避免被“暴烈之气”所伤。顾城的悲剧,是中国诗坛的一个悲剧。
  在文革以来地下文学社团和民刊中,以诗人黄翔、哑默等为主要成员的贵州野鸭沙龙,取名虽然强调“野性”的意义,强调对时局政治的关心,但同时继承了东方隐逸文学的传统。以陈墨、邓垦、蔡楚为代表的四川成都野草文学社的诗歌作品,是一群“卑贱者”的生命力的象征;以根子(岳重)、多多、芒克为代表的“白洋淀诗群”,有时也被称为“自然诗人”,他们的某些诗作都在“野性”中透露出盎然的绿意。
  随着环保意识苏醒,中国诗人明确标示绿色的诗歌或诗歌网站正在日益增多。[NextPage]

七、白色诗歌
  我所说的白色诗歌,与周伦佑和杨春光所说的“白色写作”均不相同。骆一禾在《诗歌》的最后一节写道:“……诗歌/被另一种血色苍白的人/深深的嫉恨/向诗歌深深的复仇”。这种“血色苍白”的诗歌,接近于周伦佑所说的“白色写作”。这是原本无诗的冷血动物故作呻吟强说愁的诗歌,是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为文造文”的诗歌。
  主要取象于白光和冰雪的白色诗歌,它的白色以其一无所有容纳天下万汇,以其纯白无瑕消化五颜六色。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白色的象征意义差异甚大。白色可以表现哀伤,可以象征恐怖(白色恐怖),但更常见的,是以白色为高洁、纯净、飘逸。白色有时是一种极为理性的色彩。歌德曾谈及两大“极色”:纯白是光的表征,纯黑是暗的表征。依照阴阳五行说,西方属金,色白,有秋日的宁静。依照佛教色彩学,在“五大”中,有亮五色与淡五色之分,与空相应的亮色是“白体蓝光”,淡色是白色;与水相应的亮色是“蓝体白光”,淡色是轻烟色。在与五大相应的“五德”中,与白色相应的品德是慈爱和善良。白色的这些审美特性,表明了它宽广的胸怀,兼容并包的品格。
  汉人曾经把旧西藏称为“黑暗的土地”,甚至把藏人蔑称为“会说话的两脚兽”。历史的反讽在于,中国的红色政权加深了西藏的黑暗,污染了雪域,而西藏诗人却始终厮守一片精神的“净土”,怀抱光明的幻想。在当代诗坛以中文写作的藏族诗人中,丹真旺青、女诗人梅卓、唯色均表现了驾驭中文的杰出能力。许多藏族诗人以诗歌为“圣洁”之事,爱诗如爱佛教修行,写下了杰出的白色诗章。因此,白色诗歌像蓝色诗歌一样处于中国主流文化的边缘。
  藏传佛教中的白色,像耶教的蓝色一样,具有超越性的特征。在长期“援藏”的汉族诗人中,女作家、诗人“马丽华”曾经携带心中的“红色的种子”入藏,但是,八十年代的马丽华却发生了一场“审美晕眩”,用她自己在《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中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化境,是超越,虽然短暂,是我所神往的这一方独具的情境与情怀。”质言之,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被西藏的白色文明征服了。
  著名诗人王昌耀,早在1956年,就在青藏高原“品尝了初雪的滋味”。(《鹰·雪·牧人》),接着,诗人从洁白的哈达中,看到土伯特人的微笑,从大经轮的转动中,听到他们的长泣,从横扫一切的暴风中,感悟到“这里是良知的净土”(《慈航》)。他的《慈航》反复吟咏的主题是:“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战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在《诗的礼赞》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昌耀透露了一种“西部精神”,“觉出一种阳刚、阴柔相生的多色调的美,并且总觉得透出来一层或淡或浓的神秘。”
  近年来,中国青年诗人也开始玩禅宗。有些玩家,主要就是冲着西方人看重东方思维。但玩得好的,实在很少,因为,假如心中没有一片“良知的净土”,不能扬起“慈航”的风帆,禅宗就只是诗人手中无聊的把戏。
  结语
  由当代中国诗歌七色的描绘,我们可以看出,被喻为一切色彩之母的调色版,并非画家的专利。诗歌的色彩分类,不但适用于中国现、当代诗歌,而且适用广义的文学,不但适用于中国大陆文学,而且适用于港台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按阴阳五行说,五色或七色皆有阴阳之别。按西方色彩学,则有冷色与暖色之分。但这些分别往往是相对的,例如红色作为暖色,一般有阳刚之美,但一旦诗人被权力阉割或实行自我阉割,红色颂歌就向阴性诗歌转化了。黑色本为冷色,在黑暗诗人那里却极具阳刚之美。
  在伟大作家和诗人那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无论以哪一种色彩作为诗的主调,都需要别的色彩作为缓冲、对比。没有中间色彩的调剂,七色之光也会模糊不清没有主调,没有统一,就会如老子所说的那样,“五色令人目盲”。中国当代诗坛,最值得推崇的,是黑暗诗人的叛乱王国及其民主启蒙的红色诗章。即使在同一色彩之内,它们也表现为不同的层次,它们或凝结如瘀血,或寒凝如冰霜,或灿烂如烟火,或沉重的五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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