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具有浓厚精神色彩的诗人，他的爱欲总是摆脱不了生命深层忧郁的投影，总是渗透着他的民族的源远流长的心性。这里，绝不仅仅是暴露一个赤裸裸的‘性’字。”仅仅暴露一个赤裸裸的“性”字的，才是西方人所说的“无聊的、低级的”、“淫秽的”的东西。八十年代初，鲁扬曾在《莫把腐朽当神奇——组诗<诺日朗>剖析》一文中指责杨炼“把现实生活中那些流氓、淫棍、‘性解放论者’以及‘种马’、‘种牛’们的丑恶行为大大美化了”。换言之，在鲁扬眼里，这完全是“黄色诗歌”。这种批判显然是极为简单化的。
红色一统天下之时，谈性色变，一概指为“黄色”而扫荡之，甚至民间情歌，也难逃棍子。因此，我们应当为黄色正名。
２、挑战权力文化的黄色诗歌
《说文解字》云：黄，从田荧声（荧是古光字），地之色也。黄是土地的颜色，是中央正色，也是稻谷的颜色；黄河流域、黄土地是中华民族祖先繁衍生息之地；中华民族属于黄色人种，以黄帝为共同祖先，以炎黄之孙自豪。据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色彩崇尚的习俗。有“土德之瑞”的黄帝，原本崇尚黄色，禹王崇尚青色，汤王崇尚白色，到周文王才开始崇尚红色。战国之后，秦始皇重黑色。按照董仲舒的“三统说”，历代王朝的交替，乃黑统、白统、赤统的循环。所以，汉代复归尚红的传统。经南北朝之乱，隋朝以后，黄色被钦定为帝王龙袍之色，“黄袍加身”即称帝之意。从此，平民百姓禁穿黄色衣服。到唐代，黄色已成了帝王专用色，日益覆盖了权力部门。
苏晓康等人创作的
电视连续片《河殇》，虽然写于较为宽松的八十年代，但禁令仍在。《河殇》的作者们不得不自律，从而使它染上了扭曲的色彩。《河殇》固然有比较性的中西文明史论的成分，但不可忽略的是，它同时也是带有政治寓意的散文诗。它以色彩障眼法把中国文明界定为“一个坚持
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第六集《蔚蓝色》），看到了黄色在中国文化中既可象征民间文化又可象征权力文化的双重特色。它的潜台词不无含沙射影、“指黄骂红”之意：
……此刻展现在你们面前的黄河，不正是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孕育变成肆虐，母亲变成了暴君。……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第五集《忧患》）
在《河殇》之前，杨炼的《七十年代·中国纪事》中的某些篇什隐隐觉察到黄色文明的二元性：
这是发生在太阳沉睡的时候
夜，批着法衣
却惧怕泥土、爱情和人的笑颜
惧怕色彩、笔和心灵
惧怕民族的真实和情感
——杨炼《黄》
与此类似的是，老诗人孙静轩写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抒情诗《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诗人把古老的中国喻为“神话的摇篮，暴政的温床”，已经为《河殇》开了先声。
黄种人的归属，华夏文明的影响和民族风格的形成，养成了中国人对黄色的复杂的矛盾态度。《河殇》对权力文明的质疑，同时在诗人那里也引起了反响。在野草派诗人孙路的《黄色》中，黄色是一个“伤心的名字”，诗人近乎诅咒地把黄河指为“深长，溃烂的伤口”，声言要“解剖”、“戳穿”、“涂改”黄色“这恐怖的大写”。
３、表现民族情感的黄色诗歌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我们的原始意象的蓄水池。黄土地和黄河，作为炎黄子孙胸怀的土地和心灵的蓄水池，千百年来地脉不断，水流不断，是永远可以寄托民族情感的审美对象。作为权力文化之象征的黄色，在当代中国已由红色取代，所以，黄色更适合作民间文化的象征。“民贵君轻”的政治理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人伦，永远是黄色文明中最可宝贵的思想根源。
当代中国，复杂的民族情感，来自黄色的忧患。农民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组成部分和最受欺凌的群体，他们代表着最强大也是最危险的力量，因为他们身上既有勤劳勇敢的品德，忍受苦难的韧性和道德良知，也有愚昧、落后、奴性和暴民倾向。八十年代由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黄土地》，以浊浪滚滚的黄河之滨陕北黄土高原上大面积黄土为主要色调，传达出整个中华民族的沉重和压抑的悲剧感。我们可以从镜头聚焦的“黄土地”发现令人震惊的信息。
爱国主义、民族感情，是某些批评家和诗人排斥的“共名”，但它不止于一个时代的“共名”，它是贯穿炎黄子孙几千年文明的“共名”。《黄河大合唱》、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和《我爱这土地》，不愧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爱国主义名篇。台湾诗人余光中也在长诗《敲打乐》中高昂地唱道：“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我是中国”。乔羽的《我的祖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歌曲中，是非常难得的爱国歌曲，作者避免了红色话语而把眼光对准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今天唱起来，仍然感到那样亲切。骆一禾的《大地的力量》、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和《会唱歌的鸢尾花》、江河的《从这里开始》、杨春光的《黄河摇篮》等以长江黄河为题材的诗作，无不表达了一代中国青年诗人的深厚的民族情感。他们懂得中国的苦难，同时忧虑中国的未来，并为之承担责任。这种意义上的黄色诗歌，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民间基础，根植于内在于诗人心灵的中国。[NextPage]
五、蓝色诗歌
天空铺展着蓝色诗歌的彩笺，大海翻卷着蓝色诗歌的大潮。海天一色，给人以无比辽阔、深邃、包容、博大的崇高感。蓝天无语，大海也波平浪静。在“人的情绪光谱”组成的色轮中，蓝色被视为与“活跃的”红色相对的“缄默”的色彩。根据五行说，东方属木，蓝、绿皆属青色。康定斯基对蓝色情有独钟，认为蓝色可以刺激起一种纯净和超越的欲望，引人步入梦幻般的无限，它所创造的最终的情感是恬静的休栖，带有神圣的精神色彩。
中国的蓝色诗歌，多属张清华在《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所说的“人文写作”，诗人在一个疯狂年代采取了“相对于当下的所谓的‘红色主流文化’的个人化的边缘立场”。但“人文写作”应当是一个比蓝色诗歌更广泛的概念，因为以别的色彩为主调同样可以趋向于“人文写作”。
黄翔在《充血带电杨春光》一文说：“想跳出红色淤血的陷阱，向往天空和大海的自由之蓝。因为他被‘红’怕了，见到红不是想到生命、生机和活力，而是只能联想起屠戮、死亡和流血。”在欧洲浪漫派诗歌中，蓝色几乎是艺术灵魂的色彩。“蓝花”一直是最常见的意象，“神圣的蓝花”往往是圣母玛利亚的象征。因此，中国诗人往往从西方文明吸取人文滋养。老诗人绿原在《又一名哥伦布》（１９５９）中向往“圣玛利亚”，“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漂流在时间的
海洋上”。陈思和指出，直到文革后期的《重读圣经》（绿原）、《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牛汉）、《悬崖边的树》（曾卓）等高亢有力的诗，仍然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文学创作。
以大海的“忠实的女儿”自况的舒婷，“一早我就奔向你呵，大海／把我的心紧紧贴上你胸膛的风波……”（《海滨晨曲》）在黄翔和哑默笔下，海鸥是常见的意象，给他们带来信仰，带来了从大海飞向广袤的蓝天的渴望，飞向无限的宇宙的渴望。他们的渴望，也凝结在美国的“自由女神”塑像上。芒克和多多，往往从俄罗斯的非布尔什维克红色传统中，从普希金、叶赛宁、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中寻找蓝色的诗意。这是中国一代蓝色诗人的憧憬。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以这一标题高度概括了中国优秀的蓝色诗歌中的超越，并非不着地的超越，而是一个“沉沦的圣殿”。正像海子的长诗《弥赛亚》中的那个陌生老人的形象，是大地上苦难生活沉沦的见证。
《河殇》所说的与“黄色文明”相对的“蓝色文明”，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蓝色文明”（第六集《蔚蓝色》），这一界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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