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见的仪式是血祭。革命对血祭的宗教仪式的模仿，是在革命的祭坛上奉献了无数烈士的鲜血，然后把革命变成嗜血的复仇。血祭之美，“血染的风采”，迷醉了中国青年的心灵。在中国民间文化中原本可以“避邪”的红色变成了“中邪”的色彩。
红色颂歌虽然有“莺歌燕舞”的色彩相伴，但灰色调、暗色调、冷色调几乎全被划为禁区，只能用以表现“旧社会”。红亮的调子，成了从革命领袖到工农兵的“清一色”的模式。
但是，对于红色诗歌，也不能一概否定。应当有所区别的，首先是４９年建国前后的作品，其次，建国后，继续以二十世纪上半世纪的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与粉饰现状的作品，各有不同的品位。总的看来，正统红色诗歌，没有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任何具有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作品。历史是真正的检查官。文学史的篇幅有限。历史检查官将不断把那些无价值的作品统统从文学史上删除抹去，不留一丝痕迹。[NextPage]
２、中国民主思想启蒙的热血和火炬
另类红色诗歌，早在五十年代就已有了端倪。有人歌功颂德，也有人力求远离官方的红色话语，张扬个体的生命意识。这两类红色诗歌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属于
宣传性文学，后者属于创造性文学。陈思和在《我们的抽屉——试论当代文学史（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的“潜在写作”》中指出，我们今天读到的胡风、绿原、曾卓、牛汉、彭燕郊等人五、六十年代的某些当时未发表的诗作，仍然感到是“那个时代如尼采说的血写的书”。
新一代企盼曙光的青年诗人骆一禾，在《女神》中写道：“哪一首血写的诗歌／不是热血自焚”。在《巴赫的十二圣咏》中，诗人听到了沿着“黄金风管”的“满身流血”和“敲响的火”。
避开官方的红色话语，是一条路；解构官方的红色话语，是一条更勇敢的路。要进行这种解构，首先得像后羿射日一样瞄准红太阳这个靶的，还青山绿水以本来的面目。正当“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的时候，诗人多多警觉地发现，“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芒克觉醒过来，看到“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组诗《天空》）；顾城告诉我们：“红花，／在银幕上绽开／兴奋地迎接春风，／我一眨眼——／就变成了一片血腥。”（《眨眼》）。在蔡楚眼里，所谓“红色江山”，“都是在人的尸体上建筑海市蜃楼／祭起半圈装点江山的虹霓”（《人的权力》）。
这是色彩感敏锐的捕获。这是诗人们在一个“错误的年代”洞悉到的真相。乍看起来，似乎是诗人们的视觉变化或幻觉，实际上高度概括了中国红色革命原形毕露的转化过程。
近年来，杨春光以个人的新生血液，对“红祸”进行了全面清洗：
你在我的血管中流淌
把我的长江流成了败血的脉
把我的黄河流成了黑血的河
把我的青春的岁月流成了一片荒凉的沙漠
我为此要用血的代价来清除你的淤毒
我为此要用再生的能力把你的肿瘤连根消除！
——《红色写作·红祸》
这种解构需要热血，也需要火的力量。火不仅具有强大的摧毁力和破坏力，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建设力量，因为它给人类带来光明、热情和温暖。骆耕野的《不满》，“像煤核怀抱着燃烧的意愿”，曾及时地大声对现状喊道“我不满！”１９７８年１０月，黄翔等一批贵阳青年以《启蒙：火神交响诗》为总名，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首次张贴，点燃了中国民主思想启蒙的新的火炬：
把真理的洪钟撞响吧
火炬说
把科学的明灯点亮吧
火炬说
把人的面目还给人吧
火炬说
把暴力和集权交给死亡吧
火炬说
——《火炬之歌》
二、黑色诗歌
在色彩学中，黑色像白色和灰色一样，只有明度而无彩度（或饱和度）。黑色是黑夜的天地，有冬天的冷峻、孤寒，是病痛、怀疑、恐惧、死亡的色彩，也是挑战和反叛的色彩，因此是悲剧的领域。它给人以深不可测的印象，但同时给人以高贵、庄严、沉稳的感觉。
一般说来，黑色诗歌有阳刚之美。女诗人翟永明在她的大型组诗《女人》（１９８４）中，以“黑夜的意识”及其意象向女性的内心世界挖掘，开拓了女性黑色诗歌的新领域。当然，男性黑色诗人也可以烛照自身的黑暗。因为“神魔争斗”的原型，同样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
张嘉谚在《中国的摩罗诗人——黄翔》一文中指出：黄翔是一头面向“存在”的黑幕嗥叫不已的“诗兽”。“撒旦的血性骚动着他。使他成为专制的死敌”。这个撒旦的反叛，应当追溯到英国诗人弥尔顿《失乐园》中的“神魔争斗”。性格复杂的撒旦，主要是一个受迫害的革命者的形象。这个撒旦，也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推崇的那种拜伦式的“精神界之战士”。密尔顿、拜伦、“狂人”尼采、“黑暗王子”爱伦·坡、“恶之花”波德莱尔，都是当代西方以黑色诗人自况的诗人们推崇备至的先辈和典范。他们的恶梦、病态、疯狂、死亡的主题，阴影、夜幕、荒野、坟墓的意象，神秘、恐怖、荒诞、怪异的心理感受，他们的哥特式的艺术风格，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黑色氛围和内在风景。
中国古代的黑色诗人，当追溯到两汉的赋家贾谊和赵壹。在中国现代诗坛上，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就是一篇为黑色诗人张目的杰出文论。郭沫若的早期诗歌，既有热血烈火的红色意象，又有反叛诅咒的黑色情调，可惜后来完全蜕变为官方的红色诗人。
爱伦·坡、波德莱尔的死亡的主题或意象、鲁迅的“狂人”的呐喊，郭沫若的“天狗”的狂吠，都曾影响过文革前的上海文学青年陈建华、钱玉林等人的诗歌。食指（郭路生）和多多也在文革期间接触过波德莱尔。黄翔、廖亦武则广泛地采撷过西方黑色诗人的花卉。在他们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各种恐怖和死亡的意象。然而，时代嬗变了，“橘逾淮为枳”，中国黑色诗人的种种意象，皆出自诗人们在一个黑暗王国的切身体验，同时揉合了东方文化中特殊的审美意象：冷月、枯藤、昏鸦、野狼、疯狗、孤魂、山鬼、钟馗、刑天、阎王、东方的魔影、黑夜的蒙面人、戴枷示众的诗人、呜咽的唢呐，低吟的洞箫，大悲咒的音乐，天葬的鹰鹫……。诗人们着墨描绘的情绪，是被挤压、被围困、被勒索、被洗劫的异化感、惊恐感、焦虑感……。但是，他们表达了强烈的反抗，嘲弄了精神阳痿症。他们不但深入社会黑暗的底层，也剖析自身灵魂的骚乱。
廖亦武《死刑犯讨论死亡》一诗，起句突兀奇险：
一个星夜就是一个枪眼密布的头盖骨
我们在脑髓里讨论死亡……
这是作者自传体小说《活下去》第四卷《天劫——八九前后的个人主义证词》的卷首诗，可以视为中国黑色诗人的典范之作。
基于上述方面，我认为，与中国黑色诗人在某些方面更具可比性的，或精神上更为相通的，是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Ｍａｎｄｅｌｓｔａｍ）和德语诗人保尔·策兰（ＰａｕｌＣｅｌａｎ）。这两人都是犹太人，一个是古拉格的受害者，一个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后者把前者视为精神兄弟，他们最终的悲剧命运都是自杀。策兰的《黑雪》和《死亡赋格曲》中的著名意象“黑奶”，其情绪色彩与原物的固有色截然相反。
以黄翔、廖亦武为代表中国黑色诗人，都是富于人生悲剧感的诗人。
首先，“他们所经历的——仅仅是出生的悲剧”——多多的《教诲——颓废的纪念》（１９７６）所作的诗的描绘，已成为一个黑暗时代的见证。“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海子写于六四前夕的《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１９８９），表明这个黑暗时代仍然在继续暴秦的体制，“窃窃私语策划黑夜的深度”（杨炼《日人（此字为杨炼自造的字，上日下人）》）。[NextPage]
其次，他们是中国的古拉格、中国的奥斯维辛的囚徒，他们被打成“黑五类”，成为没有户口的“黑人”，背着“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子，被指为“动乱”的“黑手”。在黑暗的包抄中，他们经常像被追捕的野兽，处于一种窒息的濒临死亡状态。像黄翔一样，廖亦武也曾多次羁狱，两度自杀未遂，锤炼成英勇的悲剧诗人。学者、诗人刘晓波的狱中诗《体验死亡——“六四”一周年祭》以切身体验告诉世人：
一个昏庸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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