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尺寸寸,学习他们的长处。现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文学批评史,常用两句话来概括他们的理论主张,就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这种说法,通行已久,很多研究者已经习焉而不察了。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有根据,系出于《明史·文苑传》。但只要我们稍微严谨小心一些,就可以发现《明史·文苑传》的《李攀龙传》说的是:"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连王世贞自己写的《哭李于鳞》一诗也说:"文许先秦上,诗卑正始还"。
可见他们共同主张是:古文要学秦汉以前,诗则分体,近体要学盛唐以上,古体要学汉魏以上。这样才符合他们崇古卑今的文学观。
治学态度除了力求严谨之外,还要力求客观。有的批评家或研究者,一旦选定了研究对象,就夸大这个研究对象的价值,甚至对古人作过度的同情。"了解之同情"是应该的,但不可滥用。譬如,李清照有没有改嫁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要提证据,不应该先存有成见。因为李清照改嫁之事,宋人的记载,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以及南宋大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八等等,都言之凿凿,应该事出有因。
可是却有人(像朱漫的《李清照丛考》)不作理性客观的讨论,一味斥骂"李心传妄注"、"王灼狂吠"、"胡仔卑劣"等等,用了很多情绪化的语言,却提不出什么反对的证据。这样的讨论不客观,这样的"研究"成果让人不敢领教。
以上,都在说明学问根柢和治学态度的重要。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想要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想要在遇见困境时找到出路,舍此而莫由。虽然说它们只是解决问题、寻找出路的先决条件,没有它们问题就无从解决,困境也会更多。"山重水复疑无路",未必"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文学创作,表现的是作者的才情;文学研究,要求的是研究者的思辨能力。前者重在性灵流露,后者重在书卷酝酿,不过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光有思辩能力,光有书卷的酝酿,似乎还不够。譬如说,你想要研究旧诗词,不是光是搜集参考材料,光是应用一些理论和方法,就可以获得好成果的。最好是你自己还要有创作旧诗词的经验,这样你才更容易体会作者创作的甘苦,也才容易判断批评者的批评是否得当。上文所说的,观念要厘清,理论要分明,方法要落实,根柢要深厚,态度要客观,都是研究者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如果缺少了对古典文学的"了解之同情",而想要有更大的突破,更新的发现,则似乎终隔一层。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固然如此,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及其他研究论著,也应该如此。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诗有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这可以说是我们从事中国文学研究者应该追求的目标。旧学钻研,求其邃密,已极困难;汲取新知,求其深入,更是谈何容易!可是,路是人走出来的,即使这条路困难重重,寂寞难行,凡我同志,为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岂可不勉力以赴![NextPage]
注释：
①梁启超在《情圣杜甫》中,曾说诗词戏曲小说等类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艺术",见《饮冰室文集》(台北:中华书局,一九六O 年,下同)第十三册、卷三八、页37。王瑶在《论考据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中也说:"文学是艺术,但关于文学的研究,却是科学。"见王瑶《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页110-145。
②注释,是帮助读者的一种诠释的活动,也是研究的基础。就中国古典文学或古代文献而言,所谓传笺注疏,是利用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等基础学问,对作品作资料的整理与解释,用意在寻求作者创作的本意。鉴赏,是透过作品的阅读、体会与感发所进行的审美活动和所获得的审美情趣,是读者和作者产生心灵的交流共鸣。批评,是在阅读、理解作品之后,对作者作品的价值判断。鉴赏和批评,有时候因为读者对文学现象的理解不同,会流于主观的感受或批评。而研究(狭义的研究)则相对于主观的鉴赏与批评,它重在真理的发现与法则的归纳,因此它必须力求客观,符合科学求真的精神。这就是笔者为什么要强调广义的文学研究,应该包括具有系统具有水准的传笺注疏鉴赏批评的原因。历来研究者,往往忽视传笺注疏之类的研究价值,也往往把鉴赏与批评混为一谈。例如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就这样说:"鉴赏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心底的赞叹与直觉评论;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不可。……研究者却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话,他要先经过严密的考察与研究,才能下一个定论,才能有一个意见。"见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三四年),页1-41。
③以笔者亲自参与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为例,即有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办处主办"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九九一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汉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会议(一九九一年)、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与《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九九七年)等等。
④兹依出版年月先后,列举数种如下:郭英德等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赵敏俐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王彬:《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张全之:《突围与变革:二十世纪初期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学变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潘树广等著:《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这些著作中,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示的思考》都很有参考价值,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前者误用资料,将李渔《窥词管见》误为袁枚所著(见该书页581)等;后者采用沈从文之说,误解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词意(见该书页162)等等。
⑤参阅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页83-85。该文原刊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一期,一九二三年出版。另参阅范宁《略谈"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见《文学遗产选集三辑》(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六0年),页14-23。陈燕《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潮》(台北:华正书局,一九九三年),页3、页15等,都强调了此一时期,"新文学思潮的契机既已出现,古文学的反省也自此始"。
⑥宋淇译《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JamesR.
Hightower:)一文中有云:"虽然中国文学具有异常悠久延续不辍的传统,而且在中国人心目中,文学始终占着崇高地位,中国文学研究本身却是一门新的学问,尚在创垦阶段,一直到了二十世纪才尝试系统性的研究与分析。"见《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中文大学,一九七三年),页265。此外,并请参阅刘:《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奠基人王国维》一文,收入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页58-79。
⑦见章炳麟《国学论衡·文学总略》。此据香港创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国学概论》本,页78转引。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中《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等文亦可参看。页88-104。
⑧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一书,对"五四"前后旧文学观念的变革有颇详明的分析。例如说:旧文学把"中和"之美看成最高的审美规范,"五四"新文学却打破了这一规范,主张要正视人生,正视现实,于是悲剧才有了一席之地。凡此皆可供参考。同注4。
⑨见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一九一七年。此据《刘半农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页1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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