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
至于应用外国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固然有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等成功的例子,但令人难以信服的事例也不少见。如在台湾流行以英美新批评、弗洛伊德学说研究中国诗学时,颜元叔解释王融的"思君如明烛"和李商隐的"蜡炬成灰泪始干",说烛炬是男"性"的象徵,就引起不少讥弹。
大陆也一样,有人在研究《楚辞》或神话传说时,只要看到有男女的字眼或所谓性隐语时,就拿弗洛伊德的学说方法去套。
关于这些问题,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有一段话说的好: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文学史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或中国文学史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陈寅恪的这段话,虽然原是针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但也可以衍用到其他外来理论方法上。对文学理论方法来说,我们应该有个信念:输入不可耻,输出也不必骄傲。我们只问适不适用。这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享用外地物品及舶来品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适不适用才是重要的。像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法国侯思孟教授就以为不适用于中国古典诗词。
清末民初以来,很多学者受进化论的影响,误以为一切文学的发展,也应该不断的"进化"。假使研究者抱持著这样错误的想法,其研究结果也就令人不能无疑了。像上述刘大杰一九七六年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了迎合时尚,把伪造的《坎曼尔诗笺》收了进去,加以申论,同时把当时儒法斗争的思潮在书中也多所引申,结果,修订本的可信度反而不如旧版。研究者假使无视于此,误以为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定后出的比以前的好,那就贻笑大方了。或许刘大杰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态度上没有错,但理论无穷,方法有限,用错了理论和方法,结果还是错的。
至于只讲求方法、空谈理论,只在表面下工夫的人,钱仲联有一段话批评道:只有博览和精熟,才能纵览全局,有所比较,发现矛盾,有所判断,对某些问题,有所突破。作为一个真才实学的人,这要的是刘知几所说的"才学识"。那些为了一个问题,写考定文字,临时翻检一些工具书或相关的材料,拼凑成篇,看似"渊博",实在不过"外袭",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我对我自己和指导学生,常引此为诫。
钱仲联的这一段话,对于那些以为做学问只是制卡片、查工具书、附脚注的所谓研究者,应该有一定程度的针砭作用。[NextPage]
五
最后,谈谈在困境中如何寻找出路。研究学问,重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光是讲求观念、理论和方法是不够的。如果学问的根柢不深厚,治学态度不严谨,即使观念厘得清楚,理论能有系统,方法符合科学,一样会犯蹈空之失。
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来说,原典的解读是一项不容易的工作。没有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基础训练,想要准确地了解作品的本意,几乎不可能,除非依赖别人的翻译和解释;不能运用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方法,想要全面掌握材料的原始面貌,也几乎不可能,除非依赖别人提供资料或已经有了完善的本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的学者,大致说来,学问根柢都很札实,对国学古籍都不陌生,所以一旦接触到外国传进来的新学问,往往能即时取人之长,融会贯通。五十年代以后,一般研究者旧学根柢逐渐浮薄了,趋新而忘本的人越来越多,空谈理论,侈言方法,对研究的对象,可能原典读不懂,背景不了解,却不以为意,他们只是一味求新。一味求新的结果,是对中国古典文学越来越陌生了。
我们回顾清末民初以来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潮流走向,可以发现有不少人以为清末民初以前,传统研究的方法是欠缺的,观念是落伍的。甚至认为传统的传笺注疏以及目录版本校勘等文献学方法,不是科学方法。虽然这些传统文献学方法,有时真的过于拘守考据,"误把作诗当抄书",就像朱自清所说的,"把诗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而忘了它还是一首整体的诗","目无全牛,像一个解剖的
医生,结果把美人变成了骷髅"。
不过,这是就其弊端来说的,如果我们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的话,传统的理论方法未必一无是处。
我们应该注意到旧学根柢深厚的人,谈西方新科学,他们或许不懂,但谈中国旧学问,他们自然在行,有不容怀疑的理解力。他们虽然不擅长于长篇大论,作结构严谨、系统分明之归纳分析,但他们是"高人交手,一点就透"的,不必费什么唇舌。古人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所谓"金针暗度",道理就在于此。他们未必没有推理的过程,未必没有诠释的方法,只是没有和盘托出而已。金圣叹批《杜诗》、批《水浒》、《西厢》,现代人比较推崇,是因为他肯"授人金针","授人指头"。就像肯把吕祖点石成金的指头授给穷者一样,金圣叹肯把推论的过程,分析的方法,传授给腹笥俭啬、没有分析能力的读者。同样的道理,现代人比较推崇叶燮的《原诗》,也是因为它系统比较分明,结构比较完整,说理比较详尽。
事实上这跟清末民初以来,文学读者由贵游士人转为庶民群众有关,没有文学的专业知识和创作经验,自然需要剀切的指导、详尽的说明,而不是三言两语式的指点。我们看陈世骧析论杜甫《八阵图》五绝二十个字的一首诗,要用一万多字来分析说明;我们看叶嘉莹老师赏析旧诗词,也动辄数万言,其道理皆在乎是。
不过,要做到上述所言,也必须深造有得之人,才能办得到。不是浅学之士或托言感悟触发,或乱套一些批评术语,来自欺欺人,就可以示人津筏。深造有得,说起来容易,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却极困难。真正的深造有得,不但需要学养深厚,处处留心,而且更需要头脑清楚,态度客观。具备了这些条件,即使没有受过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不懂得什么时髦的文学理论,也一样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譬如说通行本的《战国策·赵策》有"左师触﨧愿见太后"的一段文字,历来选本多题为"触﨧说赵太后"。
瑔瑤清代学者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据《荀子》、《史记》、《汉书》、《太平御览》等书,互相参证,认为"触﨧"仅"触龙言"之误,当从《史记·赵世家》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王念孙从上下文理这样下判断说:"太后闻触龙愿见之言,故盛气以待之,若无言字,则文意不明"。
王念孙的推论,现在得到证实了。一九七三年冬,马王堆三号汉墓发掘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帛书中,正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这帛书的成书年代在刘向编订《战国策》之前,因此可以推测是《战国策》传本误将龙言合为"﨧"字。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王念孙读书的用心和推论的正确。
又譬如说,《诗经》中有"以介眉寿"(《幽风·七月》)、"以介景福"(《小雅·楚茨》)、"以介我稷黍"(《小雅·甫田》)的句子,起先大家都不知道"介"字应作何解。林义光根据铜器铭文屡见的"用﨨眉寿"、"用祈﨨眉寿","﨨"即丐,当祈求讲,来解释《诗经》中的"介"字,破解了大家的疑惑。
同样,《楚辞·天问》中有"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等语,历来大家都不知"该""季""恒"等字何解。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根据甲骨卜辞发现殷商先公有"季"、"王亥"、"王恒"等名,因而把这些句子都讲通了。瑔瑨试想林义光、王国维等人,要不是学问根柢深厚,处处留心,对《诗经》、《楚辞》读得精熟,如何能够在看到铜器铭文、甲骨卜辞等相关字眼,就能够即时挑出来加以应用呢?本世纪以来,很多学者用心于讲求理论方法,研究上却很少突破性的创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这样深厚的学问根柢。
除了学问根柢之外,治学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假使态度不严谨,不客观,再新的理论方法都没有用,不可能有好的研究成果。譬如说,汪辉祖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可是在编《史姓韵编》的时候,一时不小心误把旧刻本《世说新语》的题款"临川王义庆",读为"临川、王义庆",因此把"刘义庆"立目为"王义庆",传为笑柄。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例子。又譬如说,明代前后七子都是主张拟古的,他们认为学问今不如古,所以主张创作要规*3古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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