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的有无来作为评量的标准时,马克思要斥责他的原因。
因此,历来研究者在感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没有明确严谨的系统时,假使看到有自成系统的外国理论,不管它是否形式至上,或主张偏颇,或不适用于中国,或不适用于古代文学,就拿来强加套用,恐怕真的会"丧失了自我"而遭人非议了。[NextPage]
四
接着,我们再谈研究方法。谈研究方法,当然跟上述的文学观念、理论系统不能没有关系。他们是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的。而且,谈方法更不能离开研究的对象。假使对研究的对象没有充分的理解,那么所谓研究方法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文学虽然朝着新时代的文学方向发展,但就文学研究而言,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却是一个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关键时期。在此之前,西学虽已东渐,但旧学余波尚在。例如林传甲在一九O 四年所写的《中国文学史》,仍然采用传统的"大文学"、"泛文学"的观点,所论不但包括经史子集,而且还有音韵训诂、金石书法和文法修辞等等。从现代人的文学眼光来看,这实际上是一本国文讲义,而非探讨中国文学真相的文学史。过去,大家都说林传甲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现在我们根据资料,知道在林传甲之前,有窦警凡在一八九七年所写的《历朝文学史》,跟林传甲同时或稍晚的,还有黄人、曾毅、谢无量等人的相关著作。
这些著作有的受了日本学者的影响,有的偶而采取欧西学界的一些论点,但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观念为主,方法上几无突破之处。
可是从二三十年代开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学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有了新转变和新突破。譬如一九二八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一九三二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稍后的一九四一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等,都已经撷取了新文学新观念新形式新方法,赋予了中国文学史新的面貌。
不但中国文学史如此,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论著,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端的。试看下列诸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刊行年代: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二七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三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九三四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
虽然这些著作,在研究方法与治学态度上,尚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它们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纪元,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我以为除了中国文学发展本身已经到了不能不变的因素之外,还跟清末民初以来新文化新思潮的不断冲击,大有关系。特别是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像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提倡新观念新方法,使研究者竞相效法,更有关系。所谓历史的归纳法,所谓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所谓中西会通,所谓二重证据,都使真正的中国文学研究从此拉开了序幕。
梁启超自己写的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文法",不受传统古文约束,而在研究方法上,则以历史的归纳法、进化论的观点整理国故。他特别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和美文的文学价值,对于新文学的开创,自有推毂之功。王国维深受尼采、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以丰富的学养,"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不但在经学史学上,有突破性的创获,就是在文学评论方面,如《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等,也都令人有登高望远、耳目一新之感。鲁迅是民初一大作家,但做起文学研究来也一丝不苟。他曾经接触培根、笛卡儿等人的逻辑思想,所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曾参考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却能自成体系。
胡适则是提倡白话文的大将,主张"八不主义",主张"采用西洋最近百年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来改良戏剧,主张用冷静客观的态度来整理国故,并且用历史演进法来考证旧小说。他对"五四"之后的新文学运动,贡献之大,是不容抹煞的。这些著名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影响是深远的。
可惜的是从四五十年代以后,本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却因为时代的遽变、政治的限制等等因素,分别在不同的华人地区分道扬镳,而各自发展。大陆地区,大多数的学者运用苏联理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利用其中唯物辨证法和阶级矛盾的观点,来诠释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很多论著,今日看来,不难看到"不同程度地存在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
文革以后文学大门又开放了,八十年代前后各式各样的新观念新理论及所谓"方法热"纷沓而来。
相对于大陆,台湾香港与海外的中文学界,除了延续传统文学研究之外,在不同时代流行了不同的外国文学理论及方法。好处是使旧文学可以推陈出新,有了新生命;坏处是有时削足适履,过于穿凿附会。空谈理论,侈论方法,与传统之过于徵实尚质,其失维均。
总的来说,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研究者的旧学根柢越来越低落了,一是恰好相反,研究者越来越接受西方文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这两个趋势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境。
我以为:没有一种理论或方法是万能的,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限制。因此,讲方法不能离开他的本体,否则就不一定适用了。
譬如说,王国维善于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那是因为他本来就对"纸上之遗文"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所以一旦有珍贵罕见的"地下之宝物"出土问世,他才能立刻取来"互相释证"。否则对出土的文物只能做猜谜游戏而已。清末民初以来,殷周卜辞、钟鼎彝器、简牍帛书以及敦煌抄卷等等古代文物相继出土问世,不少研究者只看到王国维等人的新发现新创获,却不问学问根柢,只谈理论方法,致使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多流于主观的臆测。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即有人运用这种方法到旧诗词的诠释上,由于对原典的了解未必正确或解释不够周全,因而发生了不少值得商榷的问题。
例如唐代宫廷画家张萱有《捣练图》,宋徽宗曾加临摹,画的是用杵正捣练丝的华服丽人,有人却用来解释李白《子夜吴歌》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事实上捣练和捣衣是不同的。捣制练丝和捣洗衣裳怎么会一样呢?这和六朝唐宋诗词中常用"玉"来形容阶梯一样,怎么能说"玉阶"、"玉梯"都是真玉所砌呢?
例如一九六八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的古墓中,发掘出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之后,有人即用来解释唐代杜秋娘的《金缕衣》一诗,事实上,"劝君莫惜金缕衣"的金缕衣,泛指金色丝线所制成的华贵衣服,不一定指真的黄金丝缕。
又例如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利用宋人所摹唐代
妇女画像及出土的唐代文物,将温庭筠《菩萨蛮》第一首的"小山重叠金明灭"解释为妇女头饰的妆成之美,有些研究者还加以引用,说是"别出新解,言之成理"。事实上这种说法不始于沈从文,而且大有商榷的馀地。
二重证据法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三重证据之说。就是在纸上遗文、地下宝物之外,还加上田野调查或文化人类学等等方法。闻一多的《伏羲考》、《说鱼》等文,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对学术研究的努力与用心,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研究的结论是否都适切,则尚有讨论余地。像闻一多所说《诗经》中的"鱼"字,大多与"性"、"配偶"有关。
我就觉得这种说法不妨暂时存疑,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坚实充分的证据。
更糟糕的是,因为新出土文物普遍受到肯定,竟然有人伪造假古董。《坎曼尔诗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坎曼尔诗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博物馆某工作人员的伪作,把三首语意浅白意境不高的假"唐诗"抄在残纸上,署"坎曼尔"在元和十年所作。奇怪的是这假文物一九七一年在北京故宫展览不久后,郭沫若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即写了《坎曼尔诗笺试探》,发表在《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二期,肯定它的价值;刘大杰一九七六年在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把它引述进去了,并且说第三首"揭露了大官僚残暴压榨的罪行",说这是"维吾尔族"人的作品,是"难得的兄弟民族的史料"。
除此之外,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以及中华书局《全唐诗外编》都先后收入。最后经杨镰多次深入调查和考证,才确定这些作品竟然是伪作。
他所用的辨伪方法,正是三重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