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梁启超语)把小说当作开启民智、救国淑世的利器,置之于一切文学之上。这种观念的转变,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
虽然后来新小说的发展,没有梁启超等人所说的那样伟大,但毕竟成为文学中的一大类别,足与诗歌、散文等相提并论。问题是:受了西方小说观念洗礼以后,研究者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评论古代的小说呢?如果按照梁启超等人的说法,岂不是又像汉儒说《诗》一样,把文学作品当作政治教化的附庸?这不就是新文学提倡者最反对旧文学的理由之一吗?如果按照后来的小说观念,认为小说和散文的不同,在于散文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而小说除了必须具备人物、情节、环境等条件之外,还应该特别强调它的虚构性。
那么,虚构性又成为小说的特徵之一了。
可是,一旦强调了小说的虚构性,回头去省览古代文学作品时,就至少会产生两个问题。譬如说,《史记·淮阴侯列传》写蒯通私下劝韩信叛变刘邦时,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不可言。"说辞长达一千五百多字,当时左右无人,事极机密,司马迁从何得知两人的谈话内容?我们当然可以解释为:这是司马迁根据史料,运用丰富的想像力,作合理的推测之词。但这是不是就有虚构的成分呢?
如此则这篇作品算不算小说呢?此其一。又譬如说,被现代学者收录为唐传奇小说的《吴保安传》、明清短篇小说的《马伶传》、《李姬传》等等,我们核对其他资料,应是真人真事,是写实之作,并非虚构。那么要不要把它们剔除在小说之外呢?此其二。
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二四年问世之后,整理、研究小说的学者,大多遵循其说。可是,鲁迅没有厘清的小说观念,却很少人进一步去作彻底的探讨。
我们又应该怎样来面对这个研究上的难题呢?
有人说研究中国小说的观念,古代可以从宽,现代则应该从严。
但小说研究又不是松紧带,怎么可以忽松忽紧呢?[NextPage]
三
其次,说理论系统。这可从两方面讨论。一是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系统来说,一是从外国传进来的理论系统来说。
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知道古人原有"述而不作"、"疏不破注"的传统,因此按道理说,对历代名家佳作的鉴赏批评,很容易产生一套用来诠释的理论系统。但是,或许由于古代文学作品的读者本身也往往就是作者,习惯于互相感发志意,互相印证心得,以自己的直觉经验来参与作品的美感创造;也可能是因为国人的天性,本来就不像西洋人那样善于思辨,精于分类,因而很少有擘肌分理的解说和历史归纳的考察。即使有所评述,也多只重史料的考证,或用三言两语的批注,点到为止,少作原则方法的归纳和理论系统的建设。
像《诗经》、《楚辞》、《昭明文选》等,历来研究者不乏其人,已经成为专门的学问,因此所谓"言志",所谓比兴寄托,所谓"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等等理论主张,都有不少人作过研究。但理论主张是有了,明显的系统则未建立。这对一般研究者而言,很容易引起歧解或争论。特别是对古代文学批评中所用的术语,歧解争论更大。清末民初以来,一般研究者对中国古代诗文理论中的理气、神韵、风骨、性灵等词,已经鲜加注意,而多采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及术语,因此在分析比较时,多影响模糊之附会,而少鞭辟入里之解析。
以沈德潜与袁枚为例。他们是清代乾隆年间论诗主张互相对立的两大诗家。袁枚标举"性灵"之说,故其标榜"性情"的重要,自不待言;但奇怪的是,沈德潜标举"格调"之说,却在讨论时也一再标榜"性情"。一般研究者对此往往是含糊其词的,甚至避开沈德潜的"性情"不谈。
事实上,他们虽然都畅言"性情",但他们所说"性情"一词的涵义,却不相同。沈德潜所说的性情,是《毛诗序》以下所谓"诗言志"传统的那种关系人伦日用、淑世济民的情志;而袁枚所说的"性情",虽然他也会引用"诗言志"的话,但那是障眼法,实际上他所说的"性情",近于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是朱熹《诗集传》所说的那种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之情。明白他们二人的诗学理论系统,才不会对他们论诗主张有所困惑。
同样的道理,明朝末年的
公安派袁氏兄弟和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大家都知道他们同样反对前后七子崇古卑今的拟古主张,同样标举真性情。但历来研究者,也很少人能够指出来公安、竟陵二派所说的"性灵",究竟有何不同。事实上,公安、竟陵两派,虽然都是标举性灵,但他们所指陈的对象及用法是不同的。请看公安袁宏道《叙小修诗》所说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和竟陵钟惺《诗归·序》所说的:"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以及谭元春《诗归·序》:"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想亦非苟然而已。"等等的说法,比较之下即可明白:公安派袁宏道等人,用性灵来说明文学创作时,要有真性情流露其间,才不会迟滞呆板;竟陵派钟、谭等人,则用之于鉴赏古人的诗作,认为看前人作品,贵在能从纸上字里行间,看出古人的真性情,而产生共鸣。同样谈"性灵",公安派谈的是创作论的范围,竟陵派谈的是鉴赏论的范围。二者判然有别,是不容相混的。
所以,不能看出这些理论系统的不同,就无从了解相关批评用语的含义了。
再从外国传进来的理论系统来说。
一般来说,相较于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从外国传进来的文学理论是较具系统的,都比较善于思辨,精于分析。从潘树广等人合撰的《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比较文学、精神分析学说、原型理论、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及西方阐释学等等外来理论,对中国文学研究先后所可能造成的影响。
其中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最值得注意,我们就以它为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二三十年代已传入中国,但被普遍利用来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因与政治的结合而大力展开。论流传之广,影响之大,非其他理论所能望其项背。据大陆学者的考察,由于当初中国学者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取径于苏联,而彼时苏联学界已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严重的庸俗化,所以中国学界用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并非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许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半个世纪以来,多少研究者用唯物史观、阶段斗争的观点来诠释、讨论古代文学作品。
例如《诗经·齐风》中有一首《鸡鸣》,描写一对男女的对话。女的说:晨鸡叫了,天亮了,朝会开始啦,快起来吧!男的却还赖床,说那不是鸡叫,天还没亮呢。诗分三章,层层递进,写得非常生动。
据《毛诗序》以及"三家诗"的说法,这首诗的主旨是陈述古代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宋代朱熹以前,大致相同,尚无异辞。可是越到后来,诗中男女的身分就越趋平民化。清代的姚际恒已经说作贤妃之辞固然可以,作大夫妻子之词亦无不可。民国之后,诗中的主角,阶级越来越低了。
似乎把书中主角的身分阶级降得越低,就越能提高这篇作品的价值。可是,这样的解释比起旧说来,究竟好不好呢?我们试看第三章有"会且归矣"一句,"会"字配合上文来看,和"朝"相承接,应指朝会而言,而且古人一般说来,是以"日中为市",因此不采旧说,而认定诗中所写是一对
劳动男女,事实上是值得商榷的说法。虽然说,这样诠释的背后,自有一套理论系统。但这套理论系统说不定可以适用于政治社会改革,却不适用于文学研究。读文学作品,太过强调意识形态,是不是合乎马克思的文艺审美观念,是值得商榷的。
据博厄斯《哲学与诗歌》一书说:"诗歌中的思想往往是陈腐的、虚假的,没有一个十六岁以上的人会仅仅为了诗歌所讲的意思去读诗",这也是卢格讨论莎士比亚是不是戏剧诗人,竟以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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