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是主张“相协而不相同”即“和而不同”。显然，“和而不同”不是指异质性声音的泯灭差异的同一化状况，而是指它们的带着各自差异的相互协调状况。生存在全球不同区域或社群的华人，尽管其具体生存境遇各不相同，但不妨通过以汉语作品为中心的多种方式的沟通，而想象性地汇聚到一起，产生一种深深的共鸣体验。这，不正是中华性的一个基本内涵么？正是在萧峰性格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见出旧的中国性的逐渐淡隐和新的中华性的艰难生长历程，这里凝聚着中国性与中华性之间的微妙而重要的渗透与转变状况。《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就索性被刻画为一个兼有汉、满、回、蒙、藏等多民族血统的“混血儿”。这一描写可以说是以寓言形式表达出中华性的上述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等内涵。而金庸的汉语小说被全球各区域华人共同地阅读和热爱的事实，本身不就是这种中华性图景的典范表征么？当然，金庸小说不可能体现出中华性的全部丰富内涵 ，而只是从后古典性这个特殊层面介入中华性之中，使中华性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后古典性风貌。
以上对金庸小说六层面的分析是由外到内、由浅入深地展开的。但这种外与内、浅与深的区分是相对的和大致的，不同读者其实完全可以抛开这些区分而随兴所至地优游，体味自己所心仪的特定层面的意义。尽管如此，有一点应是明确的：正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语境可以把上述六层面统合起来阐释。 [NextPage]
五、 金庸与中国现代性文学
从中国文化现代性语境阅读金庸，可以不仅进入金庸小说本文层面，而且还穿透这些层面而伸向更宽阔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一个必须面对的现代文学史问题是：如何把握和评价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小说）史上的地位？在这里，现代文学史问题其实可以与文化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因为在我看来，现代文学史是文化现代性进程的一个方面。
金庸武侠小说应被视为中国现代性文学的组成部分之一。我曾经指出，把以往所谓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时段包容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文学”一词，不应只是用来指时间概念，而应涉及中国文学的一种与古典性传统不同的“新传统”，而这正是与中国文化现代性相联系的，所以应准确地称为“中国现代性文学” 。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发生，是与文化现代性内部的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的关系有关的。在中国原有的中国中心幻觉和中优外劣心态已然解体、中国人不得不领受弱国小民地位的情境中，同时，在古代汉语已经丧失其卓越表现力和崇高权威性的情形下，中国人如何才能创造出新的属于现代的汉语组织以便表现自己在现代世界上的新的生存体验呢？对此的追问正构成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这样，正是在审美现代性（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的审美表现）和汉语现代性（创造新的现代汉语去加以表现）相交叉的坐标点上，出现了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代表的新型文学，更确切点说，中国现代性文学。
如果说这种新型文学致力于以新的现代汉语形式去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那么，问题在于，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如何呢？“曾经运用古代汉语去书写生存体验、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典文学的中国人，还能运用新的现代汉语去书写现代生存体验并创造堪与古典文学媲美的具有现代性的新文学吗？”这显然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审美创造。“不再是沿用伟大而衰落的古代汉语、而是自无而有地创造稚嫩而伟大的现代汉语，以便表现现代中国人的新的生存体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艰巨而辉煌的事业。”可以说，“中国现代性文学并不只是以往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简单继续，而是它的一种崭新形式。即，它不是为既往五千年或三千年传统续上一百五十年‘尾巴’，而是在五千年或三千年传统衰落之后另辟蹊径，另创一种新的形态，从而使中国文学呈现与古典性文学不同的别一种‘美’。如果说，以古代汉语为书写形式的古典性文学代表中国文学的古典性传统，那么，以现代汉语为书写形式的现代性文学则代表中国文学的新的现代性传统。这是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两种彼此相连而又不同的‘传统’。” 因此，由于本身如此重要而又长期受到忽视和轻视的缘故，作为中国文学新传统的现代性文学需要加强研究，是毋庸置疑的了。
但本文的论题决定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停留，而是需要追问：从文化现代性语境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中国现代性文学（小说）中地位如何？应当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许多小说家，金庸不过是其中之一。作为这“之一”，他做出了怎样的成绩呢？这里，不妨从小说模式这一具体方面入手去分析。论者大可以从别种角度去考察，所见彼此不同，应是正常的事。在过去百年来的小说写作中，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小说形态，这里可以约略梳理出三种基本模式：一是文化批判模式（鲁迅、巴金、郁达夫、老舍等），二是学院田园模式（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三是大众通俗模式（张恨水、金庸、梁羽生、古龙等） 。如果说，文化批判模式以鲁迅为代表，有力地显示了中国性在现代的解体过程及其深重后果，在现代读者中唤起了强烈的文化批判的激情；学院田园模式以沈从文为代表，通过对中国湘西边地田园风光的描绘，从衰败的中国情状中“抢救”出充满自然灵性的美，为承受现代性转变过程剧烈冲击的现代中国人，提供了富有浪漫理想意味的精神抚慰；那么，金庸堪称现代大众通俗小说模式的当然代表。前两类小说模式都属“高雅文学”，虽然分别富有文化批判和文化缅怀效果，但毕竟它们的读者集中在大约初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群中，无法传达到初等文化程度以下的广大普通读者中。
而正是这样，金庸的通俗武侠小说由于涵盖了包括普通读者在内的各个读者层面，因而具有了最为广泛而独特的社会学与美学意义。不妨仍然从金庸小说本文六层面入手考察。金庸以现代报刊连载武侠小说体形式，抢救出古代章回体，使这种古代
文体获得新的现代性形式，从而在古典传统的现代性方面取得了成功。与此相连，由这种现代报刊连载体所传播的俗雅双重性，体现出现代其他小说模式如文化批判模式和学院田园模式等所无法企及的类型优势。上述两种小说高雅文学模式无可否认地各有其独特价值，但金庸小说借助报刊连载样式却获得了它们所没有的特殊优势：它不仅牢牢地占据着最广大的社会公众的日常体验空间，编织着他们的情感、欲望、想象和幻想，而且成功地穿越中国现代性文学中长期存在的雅俗鸿沟而真正实现“雅俗共赏”审美理想。金庸小说的多语混成的汉语形象，显示了现代汉语的丰富资源和独特魅力，并从语言媒介这一特定角度确证了中国在现代世界的新形象。金庸创造的令狐冲、杨过、萧峰、韦小宝、霍青桐、黄蓉和小龙女等人物形象及器物形象和自然山水形象等，完全有理由列入中国现代性文学形象画廊而毫不逊色。而金庸透过这些艺术形象而对后古典性价值和中华性意蕴的富有魅力的卓越探测，从审美角度为古典传统在中国文化现代性中的移置方式提供了一种富有价值的象征性模型，并且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现代性文学同整个中国文化现代性工程之间的想象性贯通。由此可见，金庸通俗武侠小说在上述六层面都取得了很高的美学成就，体现出不可替代的独特的审美与文化价值。
尽管中国的现代性文学进程仍在延续，新的小说家层出不穷，相应地会引申出种种新的阅读和评价，但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就我们目前的有限阅读而言，金庸武侠小说标志着中国现代大众通俗小说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难以企及的高峰；并且从整个现代文学史的宽广视野来看，金庸的成就也毫不逊色：这座大众通俗小说高峰本身同时也就是整个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令人仰止的高峰之一。当然，文学探索是无止境的，高峰之外还有高峰，高峰之后更会升起新的高峰。但文学高峰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一经出现就具有美学与文化上的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在这个意义上说，金庸是中国现代性文学和文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重复的和影响深远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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