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中国人天然地优越于其它民族 。而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这两种固有的中国文化信念都被瓦解了。中国人真实而又痛苦地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不过是边缘；自己非但不再比其它民族优越，而且处于极端贫弱境地，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种瓦解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焦虑是：一方面置身于这种文化信念被瓦解的痛苦之中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是急切地渴求的新的文化信念又迟迟难以确立。于是，现代中国人不得不遭遇文化虚根危机，并在这种危机境遇中执著地开始了新的文化认同的艰难历程。
而正是在香港这个三“非”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化的虚根危机被暴露得如此鲜明、露骨和毫不掩饰，以致它高度浓缩地和典范性地汇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危机症候和认同渴望，从而在中国文化现代性时段产生了一种普遍性意义。这里的“如此鲜明、露骨”，是说在香港殖民地，处于英国统治下的中国人，从制度、语言、行为方式、生活习俗、艺术等层面，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异族压抑下自身文化根基丧失的痛楚。而“毫不掩饰”则是相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而言的。如果说在大陆和台湾都因复杂的原因而曾出现过“文化复兴”的虚假繁荣的话，那么，正是在香港，这种虚假繁荣不会有任何市场。香港成了殖民地，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谁也掩饰不了这个现实；但正是在这种奇耻大辱现实中，“物极必反”，身在香港的中国人尤其能对中国现代文化根基产生极其强烈的反思意识和认同渴望（这或许是一种文化辩证法吧？）。在过去，人们曾习惯于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这只说对了一方面。而被忽略的另一方面是尤其重要的：在荒漠中遭遇饥渴的人特别能生出啜饮甘泉的渴求。正像愈是干渴而愈生渴望一样，处身于文化沙漠里的人具有超乎寻常的文化认同渴望。所以，在香港，这种极其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和认同渴望在20世纪全球华人中可以达到一种极致，而这种极致状况获得了一种文化虚根和认同的象征性模型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一象征性模型高度凝缩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深切痛苦和强烈的认同渴望，在中国文化现代性时段中具有一种普遍的象征性模型的意义。
而金庸正是这一象征性模型的一个当然代表。金庸小说往往以活生生的形象折射出中国现代文化虚根危机和认同欲望。乔峰（萧峰）由一封来历不明的信件而揭开身份认同危机的连锁反应，引发无休止的冲突及痛苦折磨，并且为抵制和战胜这种不幸宿命而表现出非常英雄气概，这些都可以说正是象征性地和曲折地显示了这种文化虚根危机和认同渴望。这样，金庸之所以产生于香港却又能风行全球华人区域、激发起强烈而持久的文化共鸣 ，就是由于他的这种象征性模型的特殊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金庸武侠小说不可能产生于中国大陆、台湾及其他区域，而只能产生于香港——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化虚根和认同方面尤其具有象征性模型意义的三“非”语境中。而同理，处于相同的文化虚根境遇中的全球华人，面对金庸，怎能不生发出共同的文化反思与认同渴望？ [NextPage]
四、 金庸小说层面及其现代性意义
如果把金庸纳入中国现代文化的上述虚根和认同语境中去阅读，就可以发现它的充分的现代性意义。这种阅读可以有多种不同方式，见仁见智。这里只想从金庸小说本文层面入手作简要分析。一般地说，金庸小说可以由外向内地分做如下六层面：传播媒介、小说类型、语言
组织、形象系统、文化价值取向、深层意蕴。而前面所述俗、雅、古三种阅读模式，则大致可以对应于这六层面：俗文俗读（娱乐说）可从传播媒介和小说类型层面理解，俗文雅读（高雅说）可从语言组织和形象系统分析，而古典今赏（古典说）则与文化价值取向和深层意蕴相连。当然这种对应只是在极简化意义上说的。而实际上，这六层面是相互交叉、渗透而难以截然分开的。不过，这至少可以说明：正是由于小说本文的这种多层面的存在现实，才可能引申出阅读的差异。
金庸小说起初是以报刊连载形式发表的。这就是说，它的基本传播媒介是现代报刊。这种现代报刊连载体小说，在传播上具有特殊的优势：一是信息输送量大，二是传播速度迅捷，三是受众数量巨大，四是既满足又生产公众的日常阅读需要。公众每天阅读未完成小说，总是一面感到一天的等待终于获得满足，但一面又期待着明天的下一节阅读，从而不断满足又不断诱发阅读需要。于是，公众的阅读渴望被再生产下去。金庸成功地以这种现代报刊连载形式满足了现代都市公众的阅读需要，使小说赢得了最广泛的公众（“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创造了现代性文学的传媒奇迹。当然，这种传播优势也是与金庸小说的类型特点结合在一起的：既俗又雅，俗而雅。这就需要与下一层面联系考虑。
从类型看，金庸小说具有独特特点：一方面，无可争议地归属于通俗武侠类；但另一方面，又被认为突破了雅俗界限而达到高雅文学的美学高度，因而具有俗雅双重性。俗雅双重性是对金庸小说的俗而雅特性的概括。金庸小说既可以被视为通俗本文或俗文而单从通俗层面去阅读，称俗文俗读；又可以被进一步视为高雅本文或雅文而同时从高雅层面去阅读，称俗文雅读。俗文俗读和俗文雅读，既可以各行其是，也可以相互通串。你可能只对武侠的惊险和奇异感兴趣，所以把金庸看作平常娱乐本文，消遣而已；也可能在娱乐之余，对其中寄寓的文化意味产生深深的共鸣，并且感到余味深长，所以击节赞叹金庸高雅。当然，无论俗雅如何共存和相通，必须看到，俗是金庸小说的基本特性，而雅只能在俗土中生长。雅是俗土生长之花。金庸小说的俗雅双重性，为渴求精神皈依的现代华人提供了一个具有多层面结构的审美的公共想象空间。在这里，俗与雅之间，低文化与高文化之间，大陆、香港、台湾及全球其他华人文化社群之间，整体上的汉语文化（如中国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与整体非汉语文化中的汉语文化（如欧美华人文化）之间，既可以各行其是地按自身规律或社群语境展开想象，形成自身层面的意义世界（如可以俗文俗读、俗文雅读或古典今赏）；也可以暂时消除彼此的种种疏隔，而汇合到由共同的汉语形象媒介而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中，于是，一种想象的全球汉语文化的“大同”情境油然而生。
而一旦由俗文品味到雅意，就不再仅仅意味着从外在文学类型来阅读了，而事实上已伸展进小说的汉语层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文学是汉语的艺术 ，阅读金庸无法回避金庸的特殊汉语组织。调动多种语言资源和手段而形成多语混成的汉语组织，是金庸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金庸善于调动对话与独白、陈述与转述、方言与书面语、口语与俗语等多种语言形式去叙述故事、刻画性格，渲染出通俗娱乐效果；同时，这些语言本身又在成功的表现中显示出动人的形象魅力。也就是说，金庸小说的汉语组织不仅能够成功地刻画各种艺术形象，而且本身就具有形象性——正是在对于各种艺术形象的成功刻画中，金庸的汉语组织呈现出的动人的汉语形象。对这种汉语形象需要做进一步的专门分析。
由上述汉语形象加以表现的其他各种艺术形象，如人物、景物、器物等，为现代中国人在世界上的生活境遇提供了意味深长的象征性范型。单从人物形象看，金庸笔下的那些带着人生疑问而又充满正义感和崇高气质的英雄们，如郭靖、令狐冲、乔峰（萧峰）、张无忌、胡斐等，往往遭受情与义、忠与奸、正与邪、汉族与异族、及个人身世之谜等种种危机的痛苦折磨。这些危机与痛苦体验仿佛是以寓言形式，曲折地象征着中国人在现代所遭遇的文化虚根危机和认同渴望。因此，武林英雄们的身份认同危机及其摆脱危机的英雄般努力，无法不在现代华人社群中激发起内心深处的强大共鸣。而金庸对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各种景物、器物、知识、历史故事、典故等的描绘，又体现出鲜明的古典崇尚倾向。这就需要渗透到下一层面去分析。
需要澄清一个普遍性误解：金庸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诚然体现出明显的中国古典文化崇尚倾向，但是，这种古典崇尚在性质上却不是像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归属于古代的，而是属于现代，可以说，它不过是一种后古典性。中国古典文化作为一种现实的实在进程在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已经逐渐地中断，取而代之，处于真正的现实地位的是现代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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