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分离：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的文化选择
日期：2006-3-13 8:05:00
性爱分离：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的文化选择
性爱分离：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的文化选择
[關鍵字] 現代文學；性愛；人性；特質
（一）
性愛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也是産生、形成人類全部文明的最原始的動因之一。性愛觀有兩種，一種是理性論，一種是本能論。前者要求運用理性控制性愛，以道德、以美來規約性，讓性與愛達到最佳的和諧狀態。在這種觀念裏，性愛既完善又完美，性與愛和諧統一，充分體現理性。別林斯基說過：“愛情之需要理性內容，猶如燃燒之需要油脂”。黑格爾認爲“愛情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生活旨趣，也要求實現。”言下之意，愛情雖然是熱烈的情感，但卻不能使它成爲至高無上的事。柏拉圖式的愛是這一性愛觀的經典。與之相反，本能論則將性愛定位在人本的、非理性的層面，性愛就變成自然自由、強烈瘋狂和至高無上。盧梭談過這樣的體會：“在我所愛的人身邊，曾不止一次地被喪失理智的性欲所引誘，從而變得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興奮的全身戰慄”。弗洛伊德則從性單向深入角度，反復提出“追求快樂”乃是人類性欲的“第一目的”的“快樂原則”（lust principal） 靄理士認爲性是人的基本衝動，是生命的動力泉源。弗洛伊德的性愛觀也應該是這種性愛觀的極致。
中國現代性愛文學選擇了弗洛伊德性愛觀，即本能論，也就使它有了本能至上的特徵，即性與愛分離的偏至。綜觀現代全程的性愛文學創作，凡是受到精神分析影響者，都程度不同地走向性偏至。這當然與中國現代性愛文學的文化環境有關，也可以說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西方雖然有遠祖柏拉圖創造了無性之愛的愛情模式，但在多元化的西方並不能一統天下，文藝復興的衝擊及20世紀初性觀念的全面更新已將它的影響消解殆盡。20世紀中後期在西方連番掀起“性革命”浪潮，已經在柏拉圖式的愛的相反方向走得很遠了。弗洛伊德的性愛觀充分代表了西方性愛觀的現代性。這於中國“五四”新文學是新鮮的，能刺激“五四”新文學興奮點。另一方面，幾千年文化傳統不變的老大中國，走過了與西方性愛觀相反的性曲折歷程，由開放到禁錮，到宋代已定位在“存天理、滅人欲”的反性文化上。不僅與西方性愛觀相反，而且走上極端。兩者的衝撞，迸爆的不僅僅是火花，而是驚天動地的裂變。借西方之性觀念療治故國之性萎縮，抓的是猛藥，治的是重症，性偏至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也富有前所未有的革命的意義。當然性愛的終極形態應該是二者的和諧與統一。但無庸置疑的是，中國現代乃至整個20世紀的性愛文學都還處在通向終極的遙遠的途程之中，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如果說，性與愛的和諧結合是一種常態的愛的話，那麽與愛分離的性偏至就是一種廣義上的病態的愛。從“五四”時期被時代與社會革命推向前臺的性愛文學到逐漸與社會革命功能分離走入邊緣而自足生存的性愛文學，性愛始終是一條貫串的筋線，是一條保持性愛文學內核、銳氣與體現精神分析魅力的紅線。抽去了這一條貫串線，中國現代性愛文學將會失去特有的神采，變成另一番模樣。
從整個受精神分析影響的現代性愛文學的性愛形態來說，性偏至表現爲性饑餓和性變態或性愛兩極分離兩個方面，構成一道特殊的風景線。
“性饑餓”是現代性愛文學走筆的重要內容之一，作品普遍描述了由本能所發動的性饑餓參與到人的社會生活和事業創造中。他們把性當作生命本能的釋放，也當作愛，借性的形式來對抗孤獨，對抗壓抑，來顯示“我”作爲“人”的“在場”。如果將性饑餓單值的看，似覺意義不大，這也往往是道學家的批評者們的口實。但如果聯繫弗洛伊德對人性的揭示和特定的國情，就不難明白這一特質之深意和重要程度。按弗洛伊德的科學揭示，本能以巨大的能量方式存在著，它的轉移代表著生命的流動，鬱積太多太久，會導致生命的疾患，他所解析的“歇斯底里症”就是內在出了問題。他強調指出：“精神分析的實踐證明，歇斯底里症只不過是一種替代物，它們同一系列動人心弦的精神歷程、期待及願望之間的關係親密，簡直可算得上是這些東西的忠實記錄。這些期待的願望之所以爲患，完全是因爲它們遭受了一種特殊的壓抑作用之後而鬱積下來，不能在意識的精神生活中宣泄。它們被封閉在潛意識中，但由於其感情方面的力量，又不能不力求表達和呈示，最後終於在歇斯底里症中經由轉化的歷程而以肉體的變化表現出來，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歇斯底里症狀。”[1]從弗氏的揭示看，性饑餓的始作俑者在於“特殊的壓抑”，是壓抑導致“鬱積”，最後不得不宣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總可以從現代性愛文學所展示的性饑餓中去追溯原始的壓抑，總可以將主要是人性本能的呈示追尋到人的社會性方面，這應該說是現代性愛文學在精神分析影響下所形成的表達策略。
另一方面，“五四”擔起了解放人性的全面使命，從性愛去打量人性，便深刻體會到性愛的缺失。“滅人欲”既然已進入正統體制，就要從承認“人欲” 的合法存在入手解構這一體制。這是性饑餓普遍進入現代性愛文學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說受弗氏影響還主要耽於感性，後者則表現了不失強烈的社會意識。創造社作家的性愛文學作品可以證實上述觀點，施蟄存、葉靈鳳等的作品以及沈從文、張愛玲的作品又何嘗不能體現這一點。郭沫若掩不住浪漫激情，在他的一些性愛作品中，主人公的強烈欲望無拘地表達出來，那主要是他高歌人性，蔑視禮教的表現。郁達夫作品中所展示的性饑餓則是身負道德重荷的弱國子民在異國他鄉種種壓抑下的綜合反應；施蟄存寫性饑餓如《春陽》等，也暗示了“積欲”的原因和尋求“解欲”的理由；沈從文所思所寫，是在人性視野下對湘西鄉下的美好懷念和對都市社會的認識批判，“對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張愛玲基於自身的體驗認識，對人性作廣義的揭示，這些都表明，雖有程度區別，但一無例外性愛本身含有社會性內容。
就表現性饑餓的意蘊指向來說，主要是放歌人性，表明性愛的合法存在，不可折殺，向封建禮教及其衍化的種種陳規陋習叫板。因此，性也容易偏至，，而且，有意與其情、愛相脫離，將之當作自然本性加以禮贊，可以與愛統一，也可能單向作孤軍深入，比如亂倫等。
性變態或性愛兩極分離則進一步透視人性，揭示人性的個性。
弗洛伊德提出人的幼兒時期即存在性欲，其前提就是將性與生殖功能分離開，指出了性目的多元化，或在正常性目的外的性目的變異，出現性倒錯之種種現象。如受虐傾向、物戀、同性戀、手淫、窺淫癖等。在現代性愛文學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到這種描寫，郁達夫簡直可稱爲這方面的專家。在他的作品中，上述現象應有盡有，《茫茫夜》的主人公于質夫是個性自虐者，他用謊言騙得了女人用舊了的繡花針和手帕，急奔回家，忙著在鏡前用針紮自己的面頰，“對著鏡子裏自己面頰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腥紅的血迹，聞聞那舊手帕和針字的香味，想想那手帕主人公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透了。”于質夫把女人所用之物視作性愛物件(“物戀”症狀)，在這種荒唐之中抗衡由張力導致的緊迫感和黑夜般在他周圍逼攏過來的空虛孤獨感。在變態的自虐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