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公羊传》外，《穀梁傳》此种句式也极多。如《春秋经·隐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穀梁傳》：“‘克’者何？能也。”《春秋经·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穀梁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赗人之母則可，赗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赗’者，何也？乘馬曰赗，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春秋经·隐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显而易见，“何”前都是被解说的对象，“何”后则是解说之词。这是一种典型的解经句式。以“何”前之语与“何”后的解说为同一人之说，从上引《穀梁传》来看，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克’者何？能也”，“何”前之“克”是引《春秋经》之语，“何”后“能也”云云才是《穀梁传》的解说。由此看，简文也当如此。
明瞭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如果以简文“何”后之语为孔子的解说，“《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就是孔子解说的对象，是较孔子更为权威的《诗》说。如果以简文“何”后之语为孔子后学之语，“《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就有可能是孔子之说。比较之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在《诗论》的29简里，是孔子语都冠以“孔子曰”，此只称“曰”而不称“孔子”，应该非孔子之语。而“《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与下文简27、简29、简26的“孔子曰：《蟋蟀》知难，《螽斯》君子，《北风》不绝，人之怨子，泣不□□□□□□□□……《卷耳》不知人，《涉溱》其绝，《突而》士，《角枕》归，《河水》智，……忠，《邶·柏舟》闷，《谷风》怌”形式相近，颇有“一言以蔽之”的风格。正因是孔子的论断，简文才“一倡三叹”，反复阐释。所以，这一段《诗》论虽然也引证和阐释了孔子《诗》说，但其主体应是孔子弟子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