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此段文字内容《漢書·藝文志》亦有記載。
孔子傳經，著眼於義。《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取《詩》之義傳其說，也自然不可避免地重視“齊桓、晉文”之事。孔子後，經義分歧日趨嚴重，左氏爲解經的目的而作《左傳》，左氏解經，尤勤力於《春秋》的史事背景的記述[45]。劉知幾《史通•六家》曰：“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其後司馬遷作《史記》設列傳，“謂敘列人臣事迹，令可傳於後世。”[46]“其人行迹可序列，故云列傳。”[47] 故後世之人物本事亦即稱傳。
《詩》本身多涉及歷史人物事件。如《甘棠》，通篇就是關於百姓思召公而愛其所憩甘棠之樹的内容。春秋賦《詩》，亦多傳其本事。《左傳•襄十四年》“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左傳·定公九年》：“《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甘棠》詩涉及召公歷史，明詩旨而必述其本事，孔子故亦傳之本事。《孔子詩論》：“敬愛其樹，其報厚矣”、“《甘棠》之愛”、“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可知孔子說《詩》亦言其本事。
漢代四家詩亦都有言詩本事之傳。毛詩以訓詁為主，但也概括詩旨，傳詩本事。四家詩中韓詩則專守於傳。陳澧《東塾讀書記·詩》批評陳振孫、杭堇浦等“不知內外傳之體”，並曰[48]：“西漢經學，惟《詩》有毛氏、韓氏、兩家之書，傳至今日，讀者得知古人內傳、外傳之體，乃天之未喪斯文也。”《韓詩外傳》之外，劉向《詩》學得韓詩之傳，其《說苑》雖非《詩》學專著而亦好以本事闡發義理，其以故事證《詩》之形式亦近於《韓詩外傳》。
徐復觀說[49]：“先秦本有一敍述詩本事並發揮其大義之‘傳’，是漢諸家所共同祖述。”據《韓詩外傳》、《說苑》引《詩》說或可窺得經說中“傳”之一途；而《韓詩外傳》並《說苑》均有《甘棠》之傳，亦可供吾人體味詩之本事是如何被傳承推衍。
四
新發現的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與漢代儒家著作《說苑·貴德》對於《甘棠》一詩的評論密切相合，使我們有可能通過《甘棠》之例梳理出从孔子一直到漢代孔門《詩》教尤其是所謂“傳”的傳承譜系。
《孔子詩論》確是孔子《詩》說無疑[50]，但對於這部分内容的性質筆者別有感覺，這樣也就自然牽涉到目前尚無法討論的書的分篇以及定名問題。
上博編號第1號簡總論《詩》旨，在所有29簡中最宜置於起首處。但此簡“孔子曰”之前有作爲段落標誌的墨節符，墨節符前有“……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句，内容顯然與論《詩》不合。根據竹簡的首位整理分類者李零先生的意見[51]，《孔子詩論》與尚未公佈的《子羔》和《魯邦大旱》三篇“其實是一篇”。由於可能與定名爲《孔子詩論》相關的另外兩篇《魯邦大旱》、《子羔》尚未公佈，因此，李零先生的説法應予關注：“這篇簡文，原本是由六章構成（簡文殘缺，就現有簡文看，至少有六章），章與章有墨釘爲隔（有一個章號殘去），接鈔連寫，而不是一篇合鈔。因爲簡文分篇，多以篇號作結，另行鈔寫，和這種情況是不太一樣的。”李零先生根據第二簡簡背的原有篇題，將“這一篇”名之曰《子羔》。
目前所見《孔子詩論》係孔門弟子所記孔子《詩》說，這一點沒有疑問。若真如李零先生所說，那麽由這些廣涉不同内容的章而一起構成的這一篇，其性質就可能比較接近《論語》或者是《孔子家語》、《大戴禮記》、《小戴禮記》。或許這批資料竟真是子羔紀錄的孔子言論，而此部分内容即孔子《詩》說[52]。
孔子去世後，弟子門人及再傳弟子紀錄孔子言行，《論語》即在此基礎上選編整理成書而廣為流傳。實際上，當時紀錄孔子言行的著作應該很多。1973年，河北定縣40號漢宣帝時期中山懷王劉修墓出土的大量竹簡中就有《儒家者言》、《哀公問五義》、《保傅傳》等，而這些著作或篇章是和《論語》一起出土的。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漢文帝時期汝陰侯墓出土的1號木牘最近公佈[53]，其內容恰為編定完成的一本書的章題目錄，因爲與定縣簡內容性質接近而也被命名爲《儒家者言》[54]。至晚在漢初已經存在的兩種不同的《儒家者言》的出土，使我們認定自宋王柏始到明郎瑛、何孟春、清范家相、孫志祖定案[55]的所謂王肅僞造的《孔子家語》實有著古老可靠的淵源[56]，它應該就是孔氏家族彙編並傳承的孔子言行語錄集，大概也就是在《孔子詩論》之類原始本子的基礎上抄撮編成。
《孔子家語》有論及《甘棠》的內容。《孔子家語》卷2《好生》：“孔子曰：‘吾于《甘棠》，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孔子家語》卷8《廟制解》：“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于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孔子家語·廟制解》所謂“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正是《甘棠》詩旨。《孔子家語·好生》“孔子曰：‘吾于《甘棠》，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較之《說苑•貴德》“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顯然更能反映孔子論《詩》本意，蓋《甘棠》詩旨在於思召公而愛其甘棠之樹，毛詩傳箋所謂“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是也。《說苑·貴德》略言“思其人必爱其樹”，不如《孔子家語》明矣。
《孔子詩論》第24號簡“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民性固然，甚貴其人，必敬其位，悅其人，必好其所爲，惡其人者亦然。”與《孔子家語·好生》的語言都基本一樣。《孔子家語·好生》較《孔子詩論》於《甘棠》“宗庙之敬”下少一句“民性固然”。孔子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是“民性固然”，這不就是《孔子詩論》所謂的“《甘棠》之報”的“報”嗎！
《孔子詩論》第24號簡中難以理解的“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比照《孔子家語·廟制解》也就完全可以解釋了。而根據《孔子家語·廟制解》，《孔子詩論》的此段文字竟然出於子羔提問，是否也真有意味其中？
就對《甘棠》一詩之解說，我們可以確信，《孔子詩論》是孔門弟子所記孔子《詩》說，《孔子家語》則很可能就是在《孔子詩論》之類原始本子的基礎上抄撮編成。出土和傳承文獻相互印證，真確地反映了孔子的《詩》説思想。
孔子《詩》說，準確把握詩之本旨。當詩本身設及或反映歷史時，孔子對詩的評價就完全建築在歷史的真實基礎之上。《甘棠》表現的是百姓敬仰召公，對召公昔日所息憩的甘棠樹也愛護有加；召公昔日為百姓辛勤斷獄，百姓對他的這份敬愛，也就是孔子概括的“報”。在真實的基礎之上，孔子更把審美的詩引向善的境界，把詩的旨意提升到道德義理的高度，以強調詩的社會政治教化功能。孔子通過《甘棠》詩説，倡導一個互愛禮節有序的理想社會，在上者關愛在下者，努力為在下者謀
福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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