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李家浩：《战国官印考释两篇》，见《于省吾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166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46〕 同注〔17〕49页下。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词典》（第五卷）739页，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
〔47〕 刘向集录《战国策》中册65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48〕 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屈原集校注》5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49〕 班固：《汉书》第五册14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50〕 王力先生认为“使成式产生于汉代”，见《王力文集》第九卷《汉语史搞》528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郭锡良先生说“补充式（动补结构）的组合在先秦往往是词组而不是词，中古以后才有一些动补结构凝固成词”，见其著《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汉语史论集》1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而管燮初先生（见其著《左传句法研究》230、23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与何乐士先生（见其著《从〈左传〉和〈史记〉的比较看〈史记〉的动补式》，《古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集》2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都在《左传》中罗列了一些例子，如“抚柔”、“分散”、“剪灭”等，但都不够典型，甚或有些勉强。程湘清先生（见其著《先秦双音词研究》，其主编《先秦汉语研究》109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在《韩非子》中举出“饿死”、“走出”和“战胜”三例，说它们“有时可以拆开，因此还不是双音词”，指出“典型的补充式双音词在先秦尚未出现，只有少数动补结构可看作这种构词方式的萌芽”，其说比较稳妥而略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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