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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地理环境对生产以外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同样也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因素。地形平缓，交通便利固然是中国统一集权封建国家形成的一个有利条件，但类似的地形却并没有使中世纪的西欧成为统一国家。地形和气候固然有助于蒙古高原民族和南方汉族的交往和斗争，但主要的推动力量还是来自经济的以及民族的、政治的乃至社会心理的因素。地理环境促成了语言的区划，但并不能解释语言之何以形成。希腊的自然条件固然通过材料和结构影响了建筑的艺术风格，但它们只有依附于并融合于像神殿这样的宗教的社会的功能中才能得到表现。同样，地理环境也无法解释中国山水画何以到唐宋以后才兴起，又何以从早期的模写真实自然转变为元以后讲求神韵的文人画。
历史上不少学者在探讨社会发展的原因时，把注意力集中到地理环境上，从古希腊的希波革拉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中国的司马迁，到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英国社会学家巴克尔、俄国地理学家梅尼奇科夫以及中国的梁启超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用整个地理环境或其中的某些因素(气候、地理位置等)的作用来说明。他们的论述不乏精辟的观点，并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和历史的进步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地理环境作用问题的论述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普列汉诺夫和斯大林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反复地阐明，过去人们往往错误地局限在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或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生产力状况，并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他正确地说明了地理环境主要是从生产资料方面影响了生产力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和自然交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普列汉诺夫把地理环境的作用问题放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是他的重要贡献。
但是，普列汉诺夫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就是他把地理环境当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以致形成了一个公式：地理环境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其他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普列汉诺夫之所以出现这个错误，是由于他认为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生产资料是决定性的，而忽视了人和劳动的作用。他说：“人是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取得材料，来制造用来与自然斗争的人工器官。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生产资料则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正如一个军队的武装决定它的整个编制和它的组成员的相互关系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自然环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社会环境的性质。”[26]
普列汉诺夫虽然反复
宣传地理环境最终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但他似乎也感到未免绝对，因此有时对之加上一点限制。 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的特点[27]，“生产关系是在特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而生产力又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地理环境”[28]。更重要的是他又提出了一个补充意见，即：“包围着人的自然本身给了人以发展他的生产力的第一个可能”，“第一个推动力”或“原始推动力”。在此之后，即社会关系产生后，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结果，生产力是原因，但是结果本身又变成原因；生产关系又 变成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来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影响，造成了一个社会运动，这个社会运动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它自己独立于自然环境的规律。”“自然环境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能为力的事，只是由助成生产力的发展来促进这个运动。”“人为的环境是非常有力地改变着自然对社会的人的影响的。”“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从直接的变成间接的了。地理环境经过社会环境影响于人。”[29]
但是，人类之成为人类，就是因为他是通过劳动及使用和制造工具来支配自然界，从而同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的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类作为动物固然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从一开始人的自身就是“作为以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30]，而且从一开始就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来从事劳动和生产的(普列汉诺夫对此有许多正确的论述)。古猿怎样演化成为人的问题，今天还不能说是完全解决了，还需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等继续探索。但是，不论变化着的自然条件在人类的形成上起了多大作用，不论人类形成的时期对自然界的依赖是何等大，对自然界的支配能力是何等的薄弱，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是何等的原始，也不论人类的形成要经过多少漫长的岁月和中间过渡阶段，但终究不能认为存在着完全受自然界支配的人类，存在着没有生产关系或社会组织的“原始生产力”。如前所述，自然环境既然始终作为生产资料的物质材料而对生产力起作用，通过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间接地起作用，而且始终也对生产力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方面起作用，那么，那种把人类早期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起直接的决定作用，后来通过生产力对社会环境的影响而间接地起作用的说法不免是不正确和混乱的了。因此，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的这个补充是错误的，而且同他许多正确的论述是相矛盾的。
普列汉诺夫还有一个提法：“只因为地理环境的某些特殊属性的荫赐，我们的人类的祖先才能提高到转化为tool m aking anim als (制造工具的动物)所必要的智慧发展的高度。和这完全同样地，也只有地理环境能够给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以使用和改造的余裕。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的‘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应该看做是不变量，而使用这个能力的周围的外间条件——看做是经常变动的量。”[31]普列汉诺夫认为，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人们改造自然或制造工具的能力是一个确定的量，这个能力能实现到什么程度则决定于周围的自然条件。这里，还是夸大了自然条件的作用，而把人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置于一种完全受动的地位。实际上，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不能说一方不变一方可变。而这种关系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即总的趋势是人类对自然支配的能力越来越大，自然条件则随人的支配自然能力的扩大而越来越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人的改造自然或制造工具的能力则在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中或生产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因此，在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尽管发表了不少正确的意见，但也有错误和自相矛盾之处，并没有摆脱“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束缚。
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否定了地理环境决定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错误观点，这是正确的。但是对地理环境何以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的分析，却不能认为是正确的。第一，他谈到社会生产力时只提到两个要素，即生产工具和人，而把劳动对象排除在生产力要素之外，这就不免贬低了地理环境对生产力性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二，由于把地理环境基本上排除在生产力要素之外，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就只能基本上是外部的而非内部的了。而地理环境也就只能从量和时间方面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至于地理环境从质的方面，即对生产力性质、社会特点等方面的影响则完全不在考虑之列。第三，断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因此地理环境不能是社会发展的决定的原因。这里，斯大林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把地理环境当成了几乎是绝对静止的因素(这和普列汉诺夫的论点正好相反)，完全忽视了地理环境自身的某些变化对社会发展仍然可能起着或大或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完全忽视了地理环境在人的作用下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会对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斯大林完全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复杂的交互作用及其自然的和社会的影响，而是用一种机械论的观点来对待地理环境问题，贬低乃至实际上否定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自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出版以来，斯大林的观点在我国长期占据了统治的地位。这不仅限制了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而且也助长了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那种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顾客观自然条件的蛮干做法。因此，今天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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