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没有巨大的自然障碍，而且还有像河套这样的宜农宜牧的中间地带，既有利于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汉族的交往，也便于当北方游牧民族占据这块地方时，吸收汉族先进经济文化，迅速壮大力量继续南下。如果汉族占领这块地方，也可以此作为基地继续北进。在古代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地理环境不能不说有相当的影响。有的同志更进一步提出，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寒冷时期，其最低温度大体在公元前一千年、公元四百年、一千二百年和一千七百年。这时年平均温度要降低一到二摄氏度，即等温线要向南推移二百到三百公里，即从长城一线推到黄河以北。这一趋势是从东向西发展。另外，4至6世纪和11至13世纪也正是亚洲的干燥期。这些自然条件的变化正好同中国古代历史上几次北方民族的南下与西迁——即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西周后期与春秋，公元四百年的“五胡乱华”，公元一千二百年左右的契丹、女真和蒙古，公元一千七百年左右的清入关——相吻合。这一现象似乎不能当成纯属巧合。[20]
又像语言的分界线，常常沿着大的自然障碍，如高山、沙漠、森林、沼泽和大河延伸。恩格斯说过：“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21]我国福建多独流入海的河流。古代福建是以这些河流及其两岸的河谷平地作为交通孔道的，各条河流的流域也往往形成一个个经济区。而现代福建汉语方言的次方言区大致与这些河流形成的区域相重合，像闽东方言区对应于交溪和闽江中下游，闽南方言对应于晋江、九龙江流域等等。[22]
至于更上一层的意识形态领域内，也能看到地理环境的某些直接影响。诸如：
神话是人类童年的产物。在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还十分有限的时候，人们用神话解释超乎人类有限能力的自然界的神秘和万物的由来，不同民族的神话必然深深打上其活动地区的自然环境的烙印。在明媚温暖、物产丰富的爱琴海地区的山林、小溪、草地、小岛上形成的希腊诸神，性格乐观、开朗、活泼、轻快，他们的世界虽然也有代表邪恶的巨人、怪物，但他们是斗争的胜利者，他们扮演着喜剧的角色。而在严寒、霜雪、冰山、风暴、雾海、极光的严酷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北欧诸神，性格则是严肃、粗犷、阴沉，他们的死敌是冰雪风涛化身的巨人、海蛇、恶狼，他们在斗争中常常失败，最后不免与这些邪恶力量同归于尽，他们扮演着悲剧的角色。
建筑是实用的，也是艺术的。建筑的艺术风格的形成，除去社会因素外，主要反映着材料结构的特点，从而也直接间接地反映了自然条件的特点。古代希腊地区属地中海型气候，无严寒也无酷暑，雨季在冬天，其他季节晴朗温暖，宜于户外活动。境内多山岩，少树木，物体线条清晰，光与影的效果细致分明。又盛产可以精细加工的优质大理石，因此建筑材料从早期易朽的木材转为石料。作为希腊建筑代表的神殿，结构为适应石料力学性质的小跨度的梁柱式。为了防备骤雨和炽热的阳光，通风而又蔽光并能满足户内外生活的过渡的柱廊成为建筑的主要特征。希腊建筑的简单、和谐、精美及直线化的艺术风格，像柱上的凹槽既增柱体垂直之感，也可因其产生的阴影而使光滑的白色柱体表面不致在阳光下过于眩目；使柱与楣接合处柔和自然，并可减少负重感觉的柱头曲线；改变绝对的几何直线和比例，即所谓“视觉矫正”，借助人眼的错觉以获得美满和谐的效果的建筑线条与布局的处理；以及细腻的线条和精美的雕刻等等，都是在古代希腊的自然条件、建筑材料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冬季寒冷，雨量集中在夏季，并时有暴雨，建筑遮风避雨防寒的功能比古希腊重要。石料虽有，但黄土地带的土(随后还有以土为原料的砖瓦)更易获致，因此建筑材料沿袭了早期的半地穴式房屋而主要为土(砖瓦)与木材。由于土的承重能力差，建筑结构主要采取了梁柱式的木构形式，土墙只起屏障和隔断作用。这类土木结构的建筑如何防雨防潮防朽是突出问题，这就使得中国的古建筑具有高台基，大的坡形屋顶，宽深的出檐，以及为节约木材，更好地利用木材的力学性能以加宽柱列间跨度及出檐深度的斗拱等一系列独具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特殊风格。像无需考虑墙壁承重的室内空间的灵活布局，以及室内外少阻隔或无阻隔的亭、台、廊、榭；利用木材弹性及屋瓦重量和斗拱支撑所形成的屋顶的优美弧线和檐角的出跳；斗拱的装饰作用；室内的平棋和藻井；为防朽而施于梁柱斗拱的油饰和彩绘等等。
又如绘画。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半岛干燥、晴朗、多山，一切景物都轮廓鲜明，线条清晰，色调差不多是固定的，转换的界限分明；尼德兰平原潮湿多雾，景物的轮廓由于水气的晕染而显得模糊，引人注意的不是物体的线条和鲜明单一的色调，而是物体的体积和从明到暗的不同光线强度和从淡到浓的色调的逐步变化，这就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和尼德兰绘画的不同的艺术风格。[23]作为中国画突出成就的山水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早期的金碧山水、青绿山水固然是对画家熟悉的自然景物的真实描写，就是后来的文人的水墨山水，不管画家如何重视气韵，甚至以书法入画，强调笔墨趣味，不再追求自然景物的忠实再现，然而其线、墨、点皴，都是中国自然景物特征的抽象与作者自我表现的交融，那种独一无二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仍是借着中国的自然景观的特殊风貌而表现出来的。
文学也是如此。黑格尔说过，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大大有助于荷马的诗的优美。同样，九嶷云雨，洞庭木叶，芳州杜若，猿啾FDA5鸣，赋予情景交融的楚辞以特殊的无可替代的艺术魅力。诗经中的许多篇章，乐府中塞北的敕勒歌，江南的采莲曲，唐人的边塞诗，山水诗，都以对特定的自然环境的深入体察和艺术描写而成为令人难忘的作品。
以上所谈的只是举例性质。像哲学思想、宗教观念以及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等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还有待深入论列，这里无法多谈了。
五
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之一，但它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
地理环境虽然是作为生产方式最活跃最革命的部分——生产力的必要因素，但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起主导作用的。在生产力诸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参与劳动过程或成为劳动过程必要条件的那些自然条件，而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改变自然条件使之适合人们需要的劳动者。“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24]，“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5]生产从目的上看，是改造自然以适合人的需要；从途径和手段上看，要经过人的劳动，劳动工具要经过劳动加工自不待言，劳动条件一般也需要经过劳动加工，才能成为劳动条件，例如场地的平整、道路的修建、航道的整治，乃至经过人工设计安排的采光、通风等等。在劳动对象中，经劳动加工过的劳动对象不必说了，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只要参加生产过程，实际上也打上了劳动的印记。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要作为劳动对象，首先要被人们发现，其次需要认识其用途，然后还需要有这样的经验，即人们的劳动技术能够改变其物质形态。其中天然的非生物性物质，要经过劳动者的考察勘探，而生物则需经过调查、采集、驯化、育种，才能成为社会的劳动对象。因此，作为生产力要素的自然物质，几乎无一不是经过各种途径，用各种方式或多或少地经过劳动，才能成为生产力要素。最后，生产力诸因素只有结合起来才形成生产力，而这种结合只有经过人的劳动，或在劳动过程中才能达到。因此，生产力的决定因素不是自然条件。
但是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化。在局部地区和一段时间里，自然条件有时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自然条件的作用是在各种因素的复杂关系中显现出来的。一旦有关的因素及其关系发生变化，原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可能变为不起决定作用，而原先非决定性的因素可能成为决定性的。自然的灾难如此，自然的恩赐也是如此。庞贝城的毁灭，是永恒的；唐山市的毁灭，却是暂时的。居住在富饶的磷矿之上的南太平洋瑙鲁岛的居民，以往生活经年累月没有多少变化，但是到了现代，由于磷矿的开发竟使它成了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磷矿即将开采完毕，这个岛国的前途还待居民自己努力奋斗。中东那些盛产石油的国家的命运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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