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与技术要求较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封建主需要也可能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
管理和监督，加强对农业劳动者的超经济强制。这就是西欧封建剥削方式的主体——以徭役劳动为特色的庄园农奴制的由来。中国的精耕细作制度由于生产环节多，情况复杂，技术要求高，土地又分割为小块，农具多种多样，小型的专门化的居多，对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技术的要求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生产的个体的、细小的、分散的特色十分突出，封建主无法也无需对农业生产实行直接管理和监督。出现的剥削形式只能是把土地分租给农民自己经营，以实物地租为主的租佃制的地主经济。[18]
不同特色的经济关系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政治制度。在西欧，在对农奴的强烈的人身控制下的庄园农奴制基础上形成了封建领主制。领主既是封建领地的占有者，也是领地上集行政、
财政、司法、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而在其上的高级领主和国君则没有很强大的权力，从而形成了封建分裂割据的局面。在中国，封建生产的细小、分散、个体的性质明显突出，使得地主经济的独立性、分散性和随土地买卖而来的不稳定性以及超经济强制色彩不那么浓厚，使得地主阶级需要把经济剥削权力与政治统治权力相对地分割开来，建立一个集中的、权威的政权机构来集中地代表他们行使政治统治权力。这就是以皇权和官僚制度为特征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由于政令是从皇帝所在的都城经过各级
政府所在的城市下达到广大农村，因此城市的作用也与西欧不同。在西欧，城市是作为农村中封建领主城堡的补充和对立物，作为
工商业经济据点而存在，农村统治城市。在中国，城市则是以封建政治统治网络中的节点的面貌出现，城市统治着农村。而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上风的统一的趋势，则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交互为用，维系和加强了这一制度。
在具有不同特点的农业生产力和领主或地主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的许多不同的特点，像西欧等级制色彩比较强烈，贵族和平民界限分明，基督教作用很大，几乎代替了统一的政权，农村公社的传统长久保持；而中国等级制色彩不那么强烈，
法律标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布衣卿相相当普遍，佛教和道教并没有起到基督教那样的作用，农村公社较早瓦解，其残留蜕变为具有
宗教会社或私人团体性质的社邑，等等。则不可能在这里多所论列了。
四
地理环境不仅通过生产力间接作用于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等方面，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虽然这些影响各不相同而且多半与其他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交织在一起。
中国封建社会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这首先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与结果，但地理环境也产生有利的影响。我国所在的“东亚大陆”，地形由西向东倾斜，面向广袤辽阔的太平洋，与位于西方及西南方的其他古代文化中心位置正好相背，而且距离遥远，路途艰险，交往不易。因此我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相反，“东亚大陆”内部的地形使得大陆内部各地区间的交往多半较这些地区与大陆以外的地区交往为易。不仅黄河中下游各地之间，而且黄河中下游与淮河、长江中下游之间，长江中下游与东南沿海诸河及珠江流域之间，都没有巨大的自然障碍。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与蒙古高原、东北地区、新疆地区、西南地区的山地、森林、草原、戈壁、沙漠的自然条件虽然不同，但景观呈层次分布，且有一些中间过渡地带，并非突然变化，地形一般不甚险阻，不致于对各地区的交往形成极大的障碍，使得彼此处于完全隔绝状态。因此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可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面与面之间互相联结，形成更大的面，内部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各地区多样化的经济文化，并没有成为彼此严重隔绝分离的因素，反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的意义，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黄河中下游以及随后的长江中下游发达的汉族经济文化，则使得“东亚大陆”有了一个核心，吸引了周边地区，使其发展具有向心性，从而使整个东亚大陆的文化越来越具有共同性和统一性。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经济、文化乃至民族心理(如居天下之中的“中国”的意识，各民族源于共同祖先的意识等)，对于统一的趋势无疑起着重大的作用。当然，随之而来的闭塞内向，妄自尊大等等消极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9]
这个具有共同性和统一性的“东亚大陆”特别是它的核心地区，长久处于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权统治之下，固然最根本的因素是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农业和地主经济，但是比较平缓而开阔的地形，便利的水陆交通，确也是统一集权的政府行使权力的有利条件。秦始皇开始在全国修驰道，大大便利了中央和各地的联系及
军队的调动。秦汉特别是隋唐以后的驿传制度，更是对统一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全国起了重要作用。西汉赵充国在金城(今甘肃永靖一带)向长安的中央政府请示，函件往返二千多里，七天就得到回报。如果没有严密的高效率的驿传制度，是难于做到的。秦汉以后的水运，特别是隋唐以后的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便利了南北联系特别是南方粮食
物资的北运，从而把位于北方的全国政治军事重心与南方的经济重心连结起来，使统一集权的中央政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物质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和有些起义坚持时间之长，都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当然要从中国封建生产关系，要从地主阶级及其政权对农民的剥削压迫的特点及其残酷性中去找。但形成中国农民斗争的这些特点，不能不说同中国是个大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密切，交通便利而发展又具有不平衡性有关。正因为中国经常处于统一状态下，由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所统治，所以阶级矛盾的激化常带有全国性、普遍性。或者是全国普遍爆发起义，或者是一地区的起义迅速触发其他地区的起义，汇集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也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封建统治力量不平衡，因此农民起义可以是此伏彼起，绵延不断，或者是采取长期游动作战的形式，避实就虚，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时，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直到向封建中央政权发动全面的进攻，取得推翻旧王朝的胜利。另外，也由于中国是个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封建统治力量不平衡，各地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地形也复杂多变，因此，往往可以形成一个地区的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与封建政权对峙的局面，有时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东汉末年汉中的张鲁政权坚持了近30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与北京的清政权对峙了11年。
民族关系和民族斗争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中国由于地理环境不同，长城一线大体上成为农区与牧区的分界线。在此以北的广大草原地区宜于大规模的游牧，从而适应于大规模的民族活动与迁徙。农区与牧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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