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阅读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交流的活动，如同看小说、听歌曲一样，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和当下的心情都不无相关。当然，在我看来，它更是一项有益于提高自己观察社会与思考人生的智力锻炼。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历史可以助你在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成长过程里多一份经验。学过历史的人，往往容易被人误解为老气横秋，像出土古董死气沉沉似的。不，不应该如此。他们理应有一种比较豁达的胸怀——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人都交往过，有一种洒脱和冷峻的人生阅历。
学问家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若要破除对学问的神秘，则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历史是什么?历史由三个要素构成：时、地、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特定的人群演绎出的一系列故事。现在发生的叫“
新闻”，过去发生的叫“历史”。例如2003年情人节前，上海某大学饭厅前张贴出一张海报，匿名女生诚情征邀男生，在寝室陪伴度过情人节之夜，以一人为限。新闻传出，远近轰动，每个人都不怀疑自己拥有评论权，褒贬不一。设想百年之后，有一位社会史的研究生发现了这些材料，以此为中心，写出一篇研究转型期中国女性社会心理变迁的沦文，这就变成历史社会学或者历史心理学范畴的专门学问了。有些事情，距离的时间越长，越容易看得清，因为“当局者迷”，“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历史学家常常自以为得意的地方。但如若那位研究者漏看了一条网上信息，即事后有人揭发，此海报作者实非女生，乃男生玩笑之作；如果这条揭发真相的史料是确凿的，却又因某种原因毁灭了，不存于世了，那篇论文资料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这就是“后现代”史学要说的——别相信史料记载、史家评论的绝对真实性。
研究历史，两个基本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材料，要熟悉过去与现在有关“人”与“社会”互动的经验性材料，掌握检索和辨伪史料的技术；二是思想，有自己的体验和心得，能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前者是苦功，是技巧，有一个逐渐熟练的过程；后者是灵性，是思想。需要许多相关知识的综合，更需要判断和联想的能力。发表意见的能力。所以学历史的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肯坐冷板凳，要地毯式地一寸一寸搜寻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难成为历史学家。当然，刻板而缺乏思想，不敢独立思考的，就很难成为出
色的历史学家。
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以历史学为职业，其实是很苦的，有少数“志愿者”参与就可以了；但人人都应该学一点历史。因为人之所以异于动物，重要的是人发明了语言文字．使集体性的记忆得以长久保存，人也就借此得以超越时间、空间和个体生存的局限，有可能把握更多的集体性记忆，从而补充和丰富自己的经验。从每个个体而言，生命有限，经历有限，若能从长久积累的历史记忆中汲取经验，就等于把自己生命的长度提高许多倍，多活了几百岁乃至几千岁，从经历上说你有可能“千岁、万岁”。
现在大家都在谈民主，谈自由。从历史上看，这可是两个特大字眼，真不好轻易评说。记得德国的克尔恺郭尔说过，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每个人都想自由地按照独立意志生活，但又必须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不断尝试如何调适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失败多于成功的经验史，自然我们也很可以从这些苦涩多于欢乐、艰难多于顺畅的历史经历中得到许多启示，知道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门大学问。民主与自由，若不建立在一种合适的关系准则(或曰游戏规则)之上，且不说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教训倒是不少。
我是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起步的。今年是甲申年，距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又过了一个甲子。360年前，1644年，即是明王朝被农民战争灭亡之年。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史料极其丰富，野史笔记多的是，这在古代很难得。史料看得越多、越细，感触越强烈。
一是感慨大明官场，人才济济，济济变成挤挤，搞窝里斗倒是登峰造极，包括知识分子。但在不起眼的小地方，偏乡僻壤、山坳荒漠，藏龙卧虎有的是，到了兵荒马乱的年头，就获得了出头露脸的机会。你说李自成、张献忠，一个驿站马夫，一个为地主打工，原先谁会把他们当人才看?可在1628—1644年间，他们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要意志有意志，17年里屡败屡战；要智慧有智慧，野战、阵地战都胜过官军。两人稍有不同的是，张献忠残暴些，李自成厚重些。若没有东北满族的横插一杠，李自成完全有可能建立新朝，成为第二个朱洪武似的开国皇帝。若做了皇帝，他过去是当马夫还是当小和尚都不敢提了，天才的帽子不戴，别人也会哄然给你戴上，古书上叫做“解民倒悬”、“天纵英明”，十分的伟大。
李泽厚主张“告别革命”，但他采取的却是指责，而不是同情的理解的态度，说如果没有就如何如何，这就不是历史的态度。历史上有过的，必有不得不发生的理由。大家都知道，古时候，中国农民是最老实、最听话的，年复一年地埋头“修地球”、过苦日子，很少进城，见到官两腿发软，大官稍说几句好话，就感激涕零，说是“见到了好官”。谁会平白无故地用生命去赌博?可一旦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饥饿是死，造反也是死，你说他们选择什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话是有条件的，大约数百年才一遇，天灾人祸到了极点，树皮草根吃完，就闹人吃人的惨剧。到那时，革命想阻挡也阻挡不了。
感慨之二，到了非正常状态，人心会变得叵测不定，控制不住。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是创造物质财富能力最强的国家。长城、运河不说，周秦、汉唐、两宋、元明的宫殿、王府、豪宅、园林，建筑瑰宝不胜枚举，如果都保留到今天可以为旅游业赚回大把大把的外汇，可地面上存留下来的却少得可怜。去过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的国人，就感觉得到，中国地面上的文物与其悠久的文明极不相称。每一次战争动乱，一个王朝的许多宏伟建筑往往被付之一炬。
我曾经为此疑惑不解。打进京城的农民痛恨皇帝、大官、阔佬，看了这些用农民血汗钱堆起来的豪华住宅、奢侈器具，怒火中烧，气不打一处来，这可以理解。为什么非烧了不可?后来读了心理学的书，才有些开窍。埋下的怨恨越深，积蓄的不满越多，它释放需要的能量就越大。农民由盼望皇恩浩荡的热望，到对苛政猛如虎的失望，再到灾难丛生、濒临死亡的绝望．这一不断上升的长过程中，如若没有许多渠道获得缓慢的释放，积蓄起来的能量大到极点，非通过极富刺激性和破坏性的行为，就不可能得到宣泄。李自成在攻陷洛阳时，曾用“点天灯”的方式处死福王，既是一种宣泄，更是一种向敌对者的示威。但什么样的行为最具刺激性呢?熊熊烈火，腾空而起，声光并作，全场骚动，肯定是最富刺激性的。另外，个人行动往往多理性的计算，至少恐惧的本能也能起约束的作用。到了群体骚动的场合，集体的非理性就会战胜平日里的胆怯，情绪冲动会因相互感染而得到极度强化，个人的负罪感和恐惧感消失。这就是民众运动多容易演化为暴动、暴乱的一种心理学解释。
俗话说：“可以共患难，但难于同富贵”。农民军的兄弟情谊和团结，在困难时期是摧不垮、打不散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在大顺军中执行得很成功，这就是李自成高于打家劫舍式盗寇的地方。到1643年，李自成在河南、湖北取得七大战役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开始筹建统一政权。也就在那时，裂缝出现了。首先，农民联军内部开始重演《水浒》里的“火并王伦”。李自成先后借故杀了“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閵养成、“曹操”罗汝才和“小袁营”袁时中，取得独尊的地位。当时一位河南的知识分子(郑廉)就评论：“一国不堪两君，一营宁堪两帅，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于人，为顺为逆，莫不皆然”。“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一山不容两虎”，这叫“专制心”，即使是曾经仇恨帝王将相、仇恨被别人压迫的普通农民，到了那个份上，成者为王，他心理会发生变化，自然而然地会回到这个死结上来，这就是数千年社会体制积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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