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职役是宋朝徭役制度的重要内容，它与赋税、户等、保甲、乡里、胥吏等制度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等关系紧密，是封建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对宋朝社会的发展和国计民生具有很大的影响。王安石变轮差之制(差役。两宋期间以差役制为主，故学者多以此称之)为雇募役制(募役、雇役或免役)，更引起了两宋朝野人士对役法的关注，且异论纷呈，从而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过去的百余年间，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本文就20世纪以来有关研究的中文成果加以概述，以总结宋朝差役的研究进展情况，并对可行性的研究趋向提出几点浅见。
一、关于两宋差役研究的总体回顾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我国学者就对宋朝差役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何兹全《北宋之差役与雇役》一文篇幅虽小，但却对北宋差役的担负者、差役的不均与弊害，以及免役法的提出、实施及其利弊做出了颇具启发意义的考察．该文是目前所见的第一篇有关宋朝差役研究的中文成果①。聂崇岐对宋朝免役及其渊源、役法的流弊、宋仁宗、英宗两朝对役法的改良措施、熙宁役法改革的经过、元祐及绍圣之后役法的纷更和南宋时期的役法等大致情况均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是当时有关宋朝役法研究的前沿成果②。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就宋人所说“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的区域性差异进行了简要分析③。邓广铭④、何林陶⑤的研究也都涉及到役法问题。李剑农结合这一时期的赋税制度，对宋朝役法进行了研讨⑥。漆侠《王安石变法》一书⑦，对于北宋民户所承担的差役苦难进行了考察，对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做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宋朝差役乃是此前国家劳役制的残余形式，募役法的实施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该书是这一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宋朝役法进行深入剖析的代表性著作．上述学者对宋朝役法的研究，为此后进一步探考开辟了道路．
孙毓棠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矛盾的史学观点，对北宋时期的赋役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宋朝“职役”制度是统治阶级压榨农民的制度，是地主阶级的特权。“职役”之制，更多地体现为地主阶级的“职”⑧。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影响极大，此后许多学者进一步论证或引申了这一观点。朱瑞熙⑨、 颜中其⑩、赵英⑾、王棣⑿、张邦炜⒀、顾士敏⒁、曾琼碧⒂、王曾瑜⒃等都先后探讨了宋朝差役的“职役”性质。蒙文通⒄、王曾瑜⒅则全面否定了王安石的募役法。此后，漆侠再次重申了他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的见解，在批驳匕述观点的同时，全面肯定募役法的历史进步意义，并指出宋朝的差役法，其作为压榨广大人民的剥削性占主导地位，职权只占次要地位。他认为，对于这一复杂问題，要根据各类差役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确定各类差役的性质⒆。此后经反复讨论，学界对宋朝差役性质的研究日趋深入。雷家宏的研究指出．就宋代乡役而言，其性质分三个层次：其一，宋朝乡役并不仅仅具有“职”的性质(特权性)或“役”的性质(负担性)，而是两者兼而有之；其二，不同等第的民户充乡役，其性质的两面性有主次之分；其三，从总体上讲，乡役特权性的一面是主要的⒇。王曾瑜认为，宋朝差役是个复杂的问题，大体上说，对于乡村下户而言，基本性质属役；对于乡村和坊郭上户而言。基本性质属吏[21]．除上述钱穆外，王棣还对北宋时期不同区域民户对于役法的不同看法以及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考察[22]．何高济对南宋时期义役进行了研究[23]。殷崇浩对北宋的官户免役进行了研究[24]。李伟国论述了北宋末官学学生的免役特权[25]。王曾瑜撰有《宋朝乡村赋役摊派方式的多样化》，综论宋朝乡村民户所承受的赋役承担方式[26]。高树林撰有《宋朝赋役浅论》、《关于来、辽、金的封建赋役问题》、《试论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税役变化问题》等文[27]，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考察。
短暂的沉寂之后，20世纪末，王棣对于宋朝乡书手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宋朝差役的研究。王棣考察了宋朝乡书手由差役役人转化为胥吏的过程及其职掌与大致的操作过程，在静态研究中融入了动态研究，颇具启发意义[28]。其《宋代经济史稿》(长春出版社2001年)对他以前的研究做了一些总结。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宋朝乡书手地位变化，此前已有王曾瑜和日本学者梅原郁等进行了发掘[29]。刁培俊撰有《南宋乡司在赋役征派户的违法舞弊问题》，对南宋乡司在赋役征派过程中的违法舞弊行为进行了探索，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之所以产生的各种社会的和制度的原因。[30]
在职役问题上，我国台湾学者也做出了诸多努力。王德毅以细致剖析史料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