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对于胡适，学者们在充分估计他思想与贡献之不足的同时，更注意到他对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贡献。先后出版的几部胡适传记，尤其是耿云志的胡适研究成果，基本上将胡适在现代中国的实际地位勾勒出来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胡适在开辟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伟大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在探寻中国古代文明的来龙去脉、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对普及和提高中国现代学术水平的过程中，实在贡献多多，不愧为“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一代巨匠。当然，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先天性的弱点，即软弱性和妥协性。他在政治上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在反帝反封建的根本政治问题上，总是采取温和的态度，他一生我行我素，不赶时髦，甘当不识时务的落伍者。他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最遭物议，也最使人失望。他那种不分是非的和平主义思想，越到后来，越远离人民大众，终于从杜威走向蒋介石，最终被革命洪流所淹没。这是胡适一生中的悲剧。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胡适在政治思想方面一无是处。他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主张思想自由和教育救国，反映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胡适难能可贵的世界眼光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与胡适的情况相类似，早在20年代即已享有盛名的梁漱溟，也在80年代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不仅他的那些观点独特的著作得以出版或重印，而且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在80年代后期开始问世。学者们比较研究了梁漱溟与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的看法，并由此重新估价了梁漱溟30年代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梁漱溟与毛泽东是两位观点迥异的人，但他们义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敏锐地洞察到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解放和改造农民才能解放和改造旧中国。但是在如何解放和改造农民这一问题上，这两位同龄人却分道扬镳了。毛泽东主张用革命的、暴力的、剥夺的、阶级对抗的方式；而梁漱溟则主张用和平的、建设的、改良的、教育的方式。梁漱溟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根本上讲也只是一种文化改造、改良运动，因此它在阶级对抗的旧中国的失败命运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于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历史人物，学者们普遍认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虽然没有提出推翻清朝廷，但他们反对卖国投降，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要革腐朽的卖国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命。他们倡导和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尚未完全成熟之前所参与的一次大规模的改良运动，是近代中国不成熟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步尝试。维新与守旧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维新的目标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维新运动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是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主义的性质，是近代中国一次规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使整个社会的风气为之一变，而且为此后的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20世纪中国的真正起点正是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14)。
至于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人物，除了孙中山的研究继续取得进步外，其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宋教仁为推翻清朝的黑暗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然而长时期以来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这是极不公允的。事实上，当1912年孙中山、黄兴先后交出政权、军权，从事实业救国，袁世凯在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大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企图恢复封建专制之时，宋教仁积极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希望在议会中以第一大党的实力组成责任内阁来削弱袁世凯的权力，防止个人独裁，进而将权力夺回到资产阶级手中来。他的这一活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无疑是进步的。至于他在国民党政纲中放弃民生主义以及拉拢一批官僚政客入党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放弃原则的妥协表现，较之同盟会来说是一种倒退。
对于中共党史上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李大钊、邓中夏、方志敏、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研究得也比较充分，许多年谱、专著、传记的出版，使一些原先比较模糊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尤其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写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年谱、传记，利用了大量不为一般著者所得寓目的档案资料，不仅丰富了中共党史的研究，也为历史人物研究开辟了新的资料来源。
80年代，史学界对许多先前蒙受冤屈的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甚至是领袖人物，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像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李立三、项英、叶挺、彭德怀等，经过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历史的真相。
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多年来禁区特多。80年代，学者们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地为陈独秀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诸如大革命失败的问题，改变了过去把一切责任归于陈独秀主义的观点，指出陈独秀的错误有相当多的内容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陈独秀只是这种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在陈独秀托派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应该把陈独秀转向托派之后与中共党内的分歧视为革命阵营内部在如何推翻国民党统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不应该定为“反革命”的性质。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立场。他还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反共拉拢，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对于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许多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以为他之所以在晚年抛弃斯大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是因为他已经理智地认识到这种模式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15)。对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大口号，更是受到学者们的高度推崇。
